老兵口述史②| 百岁抗战女兵耿相柏：枪林弹雨中与敌人打游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杜春娜 王帮栋 通讯员 顾晓羽

编者按：读史以明智，知古以鉴今。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真实、全面、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济南市档案馆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开展“老兵口述史”系列报道，寻访老兵足迹，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我是耿相柏，出生于1920年，在1939年时，成为了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中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曾经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供给部缝纫队担任队长。

进入晋察冀军区被服厂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来到河北省，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的家乡阜平县王快村也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妇女会、青年会等。我随同村里的青年人一起参加了青年会，担任青年队长，担负着站岗、放哨、查路条、宣传抗日的任务。在青年会里，我接触到许多革命道理。从那时起，我就萌动了找部队、参加八路军的念头。

一九三九年，我的嫂子进入了八路军的缝纫工厂，缝制衣服。她去了以后，给我写信，信里提到了工厂的一些情况。我就以看嫂子的名义到了部队。那时路很远，我走了三天，才到嫂子所在的工厂。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便在一个前方部队住下了。第二天，那个前方部队不让我继续跟着。他们说，敌人在“扫荡”，而我是个姑娘，没有地方安排，让我先回家，等待“扫荡”结束。但我态度坚决，不管路途有多遥远，坚持要去被服厂。他们便找了个人送我到村公所，村公所给开了个路条。我拿着这个路条，沿路有人送我去被服厂。

（耿相柏老人）

进入被服厂后，我成为了女工队的一员。当时，像我这样来报名参军的，有十几个人，被服厂把我们编成一个班。因为此前有丰富的青年会经验，我成为了新兵班的班长。就这样，我参加了革命，成了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中的一名八路军女战士。我们班是缝纫班，平均每人每天要缝制四到五件军装。在被服厂，我们每天除了完成繁重的被服生产任务外，还要学习、出操、站岗。

我在晋察冀军区被服厂一直工作到一九四〇年秋天。这年秋天，上级指派我和军区被服厂的三十名女兵一起到晋察冀军区二分区，组建二分区供给部缝纫队。缝纫队与制鞋队、修械队、被服队、运输队一起住在平山县桑岭沟，归二分区供给部领导。我被任命为缝纫队队长，我们的任务是为全分区部队缝制军装。那时，战士们要上前方打仗，天气冷了要穿棉衣。我们在屋里缝纫衣服，战士们就在屋外唱歌给我们听。我们缝好一件，他们就赶紧穿上一件。后来，这个缝纫队发展到了七八十人，原先的三十名女兵也发展成了骨干。

打游击战

一九四二年秋天，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有一天，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敌人马上就要对我们这一带进行拉网式“扫荡”，要求我们以队为单位就地坚持隐蔽斗争。我们立即将机器和布料隐藏起来，又将身体不好的同志送到供给部收容队，然后就带领剩下的三十多人趁着夜色，离开住地向深山转移。

转移开始不久，我们就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去找大部队。后来，我们碰见了一个战士。这位战士也是打游击与队伍失散了。他找到领导后和我们说，人不能太多，要分散，分到老百姓家中。按照领导的指示，我和几位班长，组织了六个人，在山上找了个地方。

（耿老年轻时的照片）

那几天，我们不能进村向老乡借粮，只能在荒山野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后来，我们六个人实在饿得不行，便和老百姓借了个脸盆当锅。说是脸盆，其实是给孩子洗褯子的盆，我们用它煮倭瓜。这些倭瓜是村里老百姓种的，我们就把倭瓜的钱放在老百姓的地头上。

斗争是残酷的，生活是艰苦的。连着两天，我们都没有吃东西。看着敌人离着远了一些，指导员孩子的干娘给我们送了一个锅和一些粮食，我们自己煮东西吃。有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把锅和饭都给冲跑了。我们便赶忙向半山腰跑去躲雨。就这样，我们在暴雨和饥饿中坚持了一天。

那时候，我们找不到组织，便自己摸索着去找。一天晚上，走到一条河边，河上有个开船的人，他和我们说了些敌人的情况，让我们过河去。我们过河以后，碰到了陡崖。有个战士掉下去了，大约深两丈，我们手边没有物件，没法拉他。于是，我们把腰带解下来，绑上石头往下放，把他拽上去了。

在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和八路军战斗部队的打击下，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敌人离开后，我们便决定去找组织和村公所，把分散隐蔽在各个山沟里的队员集合起来。集合后，我带着队员们找到了分区供给部，与其他几个队胜利会和在一起。在那里，分区供给部进行了反“扫荡”总结。我们缝纫队因为没有损失一人一物，受到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