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亲贤并用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的“上古”、“中古”之世，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用人不外有两种主要途径：用亲或用贤。

所谓“用亲”，主要是指宗室子弟，有时也包括外戚；“用贤”则指任用各类贤良人才。

从君主专制的统治体制而言，也主要有两种：分封制与郡县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三代时期，尤其是周代行分封之制，而秦汉以降，则主要行郡县制，但仍兼行分封。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宗室”条中指出亲、贤参用乃治国之长久之道，不可偏废，汉、唐二朝之所以国祚较长，正得益于此。他说：“汉唐之制，皆以宗室、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始皇行法家之道，绝对独裁专制，二世而亡。至于曹魏，名义上虽行分封，但实际上是绝对专制，与秦朝相似。

曹魏采用这样的宗室政策，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曹魏奠基于曹操，而操以“赘阉遗丑”之寒门出身崛起于军阀混战之世，力行法术之治。

陈寿在《三国志》曹操本纪的评语中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关于曹操之行法术及其与儒学世族的冲突，古今史家论之已详，无须赘言。

曹丕、曹睿父子相继立国，虽在多方面协调与儒学世族的关系，但就其统治思想的核心而言依然是法术之治。文帝不仅苛禁宗室，而且下诏严禁外戚干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东晋孙盛便认为文帝此诏“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深受曹操的影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当时便有朝臣称其“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魏行法术之治，自然便不会因循周代分封之制。因此，追寻曹魏之苛禁诸王政策的根源，当与曹操确立的法术之治有很大的关系。曹睿训诫诸王时便很自然地援引曹操为据：

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敬之治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诸侯不朝之令。

由此可说，曹魏苛禁诸侯政策始于曹操，根本原因在于法术之治，这与秦朝政治有相似之处。不过，虽说曹魏苛禁诸侯有其必然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政策执行的如此严厉，则有其具体的原因。曹操生前，他对诸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不仅让诸子各言其志，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用其所长。曹操在一封令文中曾明确的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孝慈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显然，曹操是想诸子并用的。验之史实，曹操确有这方面的安排。如建安二十三任命诸子中最为骁勇的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平息代郡乌桓的反叛。此役结束，曹操急召彰至长安，以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这便将关中的方面重任托付给了曹彰。但曹操的诸子有才“必用之”的想法未能全面落实。

曹丕初登王位便立即将诸弟全部赶往封地，并厉行禁锢之策，甚至谋害曹彰、曹植，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便是曹操在继嗣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曹丕虽以年长而具有名份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地位并不巩固，几为曹植取代，而曹彰在争嗣斗争中则倾向曹植。因此，曹丕对诸弟及宗室心怀忌恨，愤愤难平。这种心态决定了他对诸侯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魏明帝对宗室虽在表面上有所礼遇，但本质上并未改变拘禁之策。

曹魏一代苛禁诸侯的政策，就其后果而言，虽然在表面摧残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曹丕父子的统治，但从其长时间的效果看，则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因为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曹丕父子排斥同宗，这使得曹魏统治者在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

儒学世族作为东汉中后期占有历史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汉魏之际一度受到军阀混战的冲击，但他们根深蒂固，在曹丕立国时便确定了“九品官人之法”，为其日后的复起奠定了基础。在中央中枢权力方面，曹丕死前，以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政，真、休为远房宗室，群、懿乃世族之代表，特别是司马懿有计略，参掌兵权，渐成朝臣之首望，明帝之世，他凭藉西御诸葛、北灭公孙等功勋，其声名已无人可及。

在中枢权力方面，曹丕为强化皇权，改秘书省为中书省，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魏书檄诏喻多出自二人之手，二人“遂掌机密”，明帝时“尤见宠信”，得以把持曹魏中枢要害数十年之久，史称“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又称“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考之史实，明帝时有不少重大决策实际上是由他们做出的，甚至作为朝臣之首的“三公”人选也皆由他们决定。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毗为人鲠直，不善阿谀，其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不纳，后议以毗为尚书仆射，二人以毗“性刚而专”相攻讦，终使明帝弃之而不用。刘放、孙资皆出身儒学世族，与司马懿同声共气，成为司马氏之“内主”。当时蒋济等已看出二人“号令为专任”，上书提醒明帝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弊，……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若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蒋济实际上已看到了曹魏皇权旁落的趋势。当然，看出曹氏统治危机的非止蒋济一人，一些关注曹魏统治的宗室与朝臣也察觉到了政局的变化，并向明帝上书，希望明帝能改变宗室政策，启用宗室人物，以扼制权臣势力的膨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较早觉察这一问题的恐怕是曹植，他在太和二年的《求自试表》中自诩“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在这里，曹植提出了宗室“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的问题，这是与朝臣相对而言的。他在太和五年的《陈审举表》中更明确的指出曹魏的现实危机：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摄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曹植明确提出了“公族”与“异姓”的问题，他明白世族权臣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造成政权的更替。这是有感于司马懿势力的日渐扩大和刘放、孙资等专断中枢而言的，可谓有识之言。令人遗憾的是，明帝对曹植的警醒之言并未在意。与此同时，一些朝臣也向明帝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他改变苛禁宗室的政策。如《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载：“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杨阜是配合曹植的上书，要求改善“法禁峻密”的现状。栈潜也上书谈论这一问题，《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载：

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

栈潜以周制为例，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皆重用宗室，“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栈潜实际上是看到了曹魏统治深刻的危机，暗示着异姓权臣对曹魏的颠覆。对这一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是曹魏的直臣高堂隆。景初元年，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引曾子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高堂隆在临死前，无所顾忌，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危急状况，其根源是文帝黄初之际禁锢宗室、用异姓造成的，要求明帝解除对诸王的禁锢，使他们参政、典兵，“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胡三省说：“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确实,这里的“鹰扬之臣”正是指的司马懿及党羽。东晋习凿齿说：“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不可谓忠且智乎！”高堂隆确是曹魏之忠臣。对这些朝臣的谏诤之言，特别是高堂隆的忠告，不能不使魏明帝有所触动，他似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了司马懿潜在的危胁。据《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明帝以司马懿是否“社稷之臣”问陈矫，实际上表明他内心对司马懿的怀疑。他也考虑任用亲属掌军政，排斥异姓权臣。《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载明帝与资言：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

但孙资表示对宗室要慎用，并为司马懿专权开脱，他说：“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国，于事为善。”这是阻挠明帝用宗室亲属。

景初二年（238）十二月，明帝疾笃，他先确定了一个以燕王曹宇为首的宗室顾命集团，将司马懿排除在外，《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明载：“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燕王宇传》亦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明帝本欲以燕王宇等总揽军政，“属以后事”。但诸人“受署四日”便皆免职，真的是曹宇“深固让”？或者是“帝意亦变”？其实这都是史家的托词，其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明帝气绝之机，屡屡篡改诏令，迫使明帝罢免燕王宇诸人，急召领兵在外的司马懿入京，确立了宗室曹爽与世族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格局。因此，在燕王宇“受署”的四天里，他们与刘放、孙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终他们失败了，这样，明帝以“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打算落空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考论，此不赘述。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组建了以其兄弟、何晏、夏侯玄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司马懿则联络朝廷内外的世族人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在此背景下，曹魏宗室人物曹冏在正始三年上书，力劝曹爽重用宗室，与司马氏相抗。他指出曹魏不用宗室不合典制，“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而“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首未备”，宗室“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场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他首先从历史上各王朝兴衰的角度，论述了分封的意义：“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秦不依旧典而速亡乃一显例。接着他指出曹魏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苛禁宗室，“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其所述曹魏宗室之窘境、所论曹魏宗室政策之危害，十分精辟，前文已有所引证。史称“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胡三省论此曰：“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陈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暗哉！”

确实，明帝当政之初如有决心改变文帝的宗室政策，尚有所作为，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至于临死前的顾命安排，他本人也是疑虑重重，难怪东晋史家孙盛要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到正始年间，曹魏宗室之有识之士多已凋零，即便引之参政，也多是无才识、威望的愚暗之人，根本不能与世族朝臣相较了。确实，正始之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以将死之躯振臂一呼，世族朝臣纷纷响应，一举而灭曹爽集团。从此，大局已定，司马氏代魏只是时间问题了。曹丕立国后仅二三十年，曹魏大权已落入权臣之手，其中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其苛禁宗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孙盛已早有批评：

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制，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之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翦枝干，委权异族，势同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