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减免农民赋税的差异性，以及导致的原因

南宋朝廷在减免农民赋税时，会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对赋税减免实际需求的强弱，灵活、合理地制定并实施赋税减免的政策。

相较于其他阶层，弱势群体对赋税减免的需求更为强烈，往往能优先享受到赋税减免政策。南宋常见的弱势群体包括经济实力较弱的下户、漂泊在外的流寓之人、重灾地区的灾民，以及遭遇劫掠的百姓等，他们均被纳为赋税减免的重点对象。

下户

下户是社会中的贫困群体，赋税承担能力较弱，缴纳赋税艰难，对赋税减免的需求强烈，是赋税减免的重点群体。

南宋时期，朝廷频繁减免下户的赋税。绍兴二十一年（1151），高宗“蠲州县贫民绍兴十一年至十七年积欠钱”。

淳熙十六年（1189），宋光宗下诏，“蠲郡县第五等户身丁钱及临安第五等户和买绢各一年”庆元元年（1195），因临安府发生水灾，宋宁宗命令，“蠲临安府水灾贫民赋”气朝廷在赋税减免上对下户给予重点保障。

这体现在朝廷优先选择下户作为赋税减免的对象、给予下户更大的赋税减免幅度，以及对下户进行特殊的政策支持。

南宋朝廷在选择赋税减免的对象时，往往会优先考虑下户。减免赋税意味着朝廷财政收入减少。

因此，在财政紧张时，朝廷只能选择部分群体实行赋税减免，这时，下户往往被优先选择。

绍兴十三年（1143），高宗曾指出：“候国用足日，蠲赋以宽民力……若一概除之，又恐用或不足。本路三等下户与蠲一料，庶贫民被实赐也。”

高宗有意减免浙西地区农民的赋税，又担心如果减免范围过大，朝廷财政将难以维系，故最终只减免了二等以下农民的赋税。

绍兴兀年，宋局宗减免建炎二年以目Ｉ］全国的积欠时，“除刑势户及公人外，一切蠲除”。

绍兴二十一年（1150），朝廷减免全国的积欠赋税，规定“除形势及公吏、乡司与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余并蠲之”，将形势户、二等以上的上户排除在减免对象之外。

乾道七年（1171），朝廷颁布诏令，重修《输苗乞取法》，明确了“上三等及形势户逋赋，虽遇赦不除”。

《输苗乞取法》以法令的形式明文规定当朝廷因大赦而减免逋欠时，上户不在减免之列，使优先减免下户这一赋税减免的原则进一步制度化。

南宋朝廷对下户经常会给予更大的赋税减免幅度。有时，朝廷虽然减免了某一地区各个阶层农民的赋税，但不同阶层农民减免的数额不同，下户减免数额一般高于上户。

乾道九年（1173），孝宗下诏：“筠州管辖高安、上高两县民户乾道八年抛荒田亩秋苒，可将上户依已检阁分数减免，其下户全予除放。”

对于上户，仅仅免除了部分秋税，下户则予以全部免除。淳熙八年（1181），严州遭遇水灾，孝宗下诏，“被灾之家蠲其和买，三等以上户减半”，减税的数额，基于农民的经济能力而定，三等以下的广大中下户，免去了当年全部的和买；三等以上者，和买只减免一半。

减免丁口之赋时，上户与下户的赋税减免幅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孝宗年间，陈居仁曾上奏朝廷：“恩惠不及小民，名为宽逋负，实以惠顽民耳；名为赦有罪，实以惠奸民耳。愿尽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

他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采纳。这一次，朝廷只减免了第四、第五等下户的身丁钱。即便同为下户，减免力度也有差别，五等户的减免额度高于四等户。

乾道八年（1172），朝廷为减轻绍兴府和处州的绢税负担，增加两地身丁绢的分摊人数，规定绍兴府“上四等每七丁共纳绢一匹，第五等每十丁纳绢一匹”＇最终“比元额每年减绢一万三匹二丈五尺四寸”。

虽然绍兴府、处州上四等户与第五等户的身丁绢都得到了减轻，但二者的减免力度有所不同。绍兴府上四等户、第五等户每丁分别纳绢七分之一匹、十分之一匹，第五等户比上四等户每丁少纳绢30%。

处州上四等户、第五等户每丁分别纳绢五分之一匹、八分之一匹，后者比前者少纳绢37.5%。

在特定情况下，朝廷还会对下户进行特殊照顾，破例减免。淳熙十年（1183），朝廷接两浙转运司上奏，明州定海县清泉乡贫民交纳赋税艰难，当地知县请求“将清泉乡第四等、第五等二税量减”。

所申请减免的夏税中，有106匹绢税需上供朝廷，按例不能轻易免除，但朝廷为减轻泉乡贫民的负担，特意颁行诏令，减免上供税，最终“三省同奉圣旨，可将合发上供绢一百六匹特与蠲免”。

流寓之人

除下户外，在外流落之人在社会中同样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有时也会享受到赋税减免的优先权。

绍兴二十一年（1151），朝廷在减免临安府和买时，“以和买，役钱难以减放，止与西北流寓人蠲除，土著人户反成偏重夫”气相较于临安府土著百姓，自西北地区流落至临安府的这部分群体独处异乡，势单力薄，生活相对艰辛。

在难以减免临安府所有百姓赋税的情况下，朝廷优先减免了流寓之人的赋税。

受重灾者

当发生灾害后，灾区农民自然是弱势群体，朝廷对受灾地区频繁实行赋税减免，但需要注意的是，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概念。

在受灾地区，各户百姓受灾程度可能不尽相同。相较于普通灾民而言，那些受灾较重的农民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对于赋税减免的需求性更为迫切。

因此，即便是同一受灾地区，南宋朝廷对不同灾民减免赋税的力度也并一定完全相同。

绍兴三十年（1160），临安府所辖的临安、于潜两县发生水灾。为了减轻受灾地区农民负担，朝廷下诏“可予各免应户应干苗税、科敷及丁身钱等，甚者与免四料，其次免三料，余免两料”气朝廷虽然减免了临安、于潜两县所有灾民的赋税，但减免的具体额度并未一概论之，而是将受灾程度细化为三个等级，依据受灾轻重确定实际减免的力度。

受灾较重者是灾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朝廷减免这部分群体赋税的力度也更大。四、遭劫掠者南宋初期，朝廷统治尚不稳固，社会较为动荡。

这一时期，外部的金兵、内部的游寇时常劫掠南宋百姓。这些遭劫的百姓经常得到朝廷的赋税减免。绍兴元年（1131），徽州遭受劫掠，高宗下令，“蠲徽州被贼民家夏税”。

在减免遭遇劫掠者的赋税时，减免数额也会依据损失程度来确定。

绍兴年间，因湖州安吉县百姓遭到劫掠，朝廷减免该县当年的税赋，“以十分为率，分三等减免：被烧劫及被虏杀人户，与减免七分；被劫掠人户，减免五分；不被劫虏人户，减免三分。

南宋朝廷优先减免弱势群体的赋税，根据群体实际需求灵活实施赋税减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积极意义。

弱势群体对于赋税减免政策的需求性更为强烈，朝廷将其作为赋税减免的重点群体，给予更大的减免力度，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

此外，南宋朝廷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选择减免对象、确定减免额度，也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这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需求性更强群体的身上，使赋税减免对象更具针对性，有利于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