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业：碳中和政策要减量和优化，多给市场选择

文 | 韩舒淋

10月20日，“2023《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发布会”在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郑新业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能源领域的投资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预期是影响能源投资的重要因素。

郑新业表示，在能源领域，重大的政策宣示会影响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进而通过成本、收益、贴现率三种渠道影响投资的收益成本分析，这种影响能够产生的前提是预期承诺可信。因此，中国的“双碳”承诺本身，就是重要的零成本能源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郑新业提醒，政策不能“翻煎饼”，否则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严重干扰大政方针的预期效果。

对于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给系统带来的挑战，郑新业强调应该更多地通过与市场激励相容的机制来解决。在他看来，当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提高，新能源发电企业又无法提供“标准电”时，可能是电网平衡、新能源发电企业自平衡或者在市场上寻找其他电源来帮助平衡，从而保证输给电网的是“标准电”。具体如何选择应该交给市场，政策不应该只支持某一种选择，这会导致其他选择不可行。“有的时候政策要退坡，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多给市场选择”，郑新业强调。

“《财经》碳中和高峰论坛”由《财经》杂志和旗下的商业报道主力平台《财经十一人》、以及国内领先的碳中和综合服务机构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这是该论坛连续第三年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双碳三周年，从目标到行动。

与前两届一样，主办方在论坛上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和《中国上市公司双碳领导力排行榜》。主办方今年还首次颁发“碳中和标杆企业”、“碳中和突破企业”两个奖项，分别有8家和4家企业获奖。

以下为郑新业演讲全文。

感谢《财经》邀请我第二次来，每次来这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论坛有它的特色，听众不仅仅是有学界的，还有很多业界听众，我们希望给业界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知识的增量，每次我都很认真的准备。

我今天给大家想讲这个领域这几年的变化，不管能源还是碳，门槛是很高的。我的观察是，既要希望政策起作用，也需要政策科学地起作用，这是非常大的学问。有关能源发展和双碳目标，二十大报告是目前为止最科学的安排。

今天我的题目叫“政策减量优化”，我给大家讲三点：

第一是政策的总原则，希望理性预期以应对长期的变化和风险。能源领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个领域长久以来就是以不确定性著称，它受技术的变迁、政策的变迁、地缘政治变迁各种各样的影响。因而如果你之前是在一个确定性的领域，来这个领域的时候，请务必万般小心，这是一个很难应对的领域。我想我们第一步给政策的总原则是理性预期。

第二，资金的分配原则。前几年我们谈的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现在谈新型能源体系，变化背后有没有新的意义？待会我给大家讲资金分配的原则是什么。

第三，完善政策工具。比如现在可再生能源安排不好办，不好办的时候有更重要的政策规定。我们希望探讨一种机制，帮助大家理解它的经济学的性质，它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经济学处理不确定性是非常成熟的，我们希望引进几个概念，帮助各位理解不确定性的应对，以及处置可再生能源的一些可能的政策主张和选择。这是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三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大家都知道理性预期在经济学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就靠这个获奖，长久以来研究理性预期是经济学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能源的问题也一样，能源领域是长周期和高风险。几乎所有的能源都是以亿为单位的投资的，都是以30年、50年为单位来看的，因而任何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做成本收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的时候，有三点一定要注意。

以电力为例，比如火电要持续多长时间，在它的生命周期内，发电小时数是多少，电价是多少，成本是多少，大家都是在预期多少年之内是什么水平。不管是收益、成本、发电小时数、电价还是资金利息。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贴现率，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机构的贴现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冲击会形成理性预期，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比如2006年的《可再生能源法》。如果这种承诺、政策冲击是可信的，每一个业界的决策者，一定会在它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要么纳入成本，要么纳入收益，要么纳入贴现，要么纳入资金成本，要么纳入可利用小时数，要么要纳入价格，要么纳入税收。总而言之会通过成本、收益、贴现率至少三个渠道影响成本收益分析。

我们专门研究了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是如何影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晰的看到了可再生能源法影响了能源的投资结构，而且是提前影响。社会一旦形成预期，社会就提前把可再生能源法的影响放进来了。

总之想跟各位汇报一下，对于能源投资，理性预期是特别重要的，而能够形成理性预期重要的前提，是承诺可信。能够把预期形成政策宣示的前提，第一要位阶高，第二不能变。

所以我经常想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是最大的零投入的能源政策，因为它通过预期影响了千千万万个企业的行为，通过预期影响的企业的预期成本，预期收益以及贴现率，通过这三个维度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极大地推进了化石能源的退坡、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的上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美联储写过回忆录的主席Paul Volcker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美国预期通货膨胀应声而下。传统的经济学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牺牲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是更聪明的政策干预，或者叫无痛苦的政策干预。

能源领域中也这样，但是这个承诺一定要是可信的，所以政策不能翻煎饼，否则就会极大的影响政策的预期。而我国政府做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是最可信的理性预期。

大家不要轻易的因为某项具体政策的变动而改变你的投资行为，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可信是预期管理的关键，政策不确定性会严重的干扰大政方针的预期效果。

第二，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公共资金减排效果均等化。

这几年大家看补贴补的挺多的，现在能源转型有两条技术路径：一条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这条技术路径，一条路径是煤电+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这条路径其实复活了。争议在CCUS这条技术路线的边际成本是下降还是会递增？

两条技术路线的补贴，我们要补贴可再生能源，也要补贴CCUS。我们的补贴不管是补贴CCUS还是补贴可再生能源，谁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减排一样，就补贴谁，不管出身，不管技术。政策应该让市场去起作用，谁带来的减排效果高，我就补贴谁，直到两者相等，这个时候社会是最优的。

存在两条技术路线的时候，我们不能人为补一种，忽略另外一种，对社会而言，效率最大的是公共资金补贴效果均等化。

第三，可再生能争议很大的一点，它确实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时有时无。它有很多优点，但总而言之它是不确定的。

对不确定性而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占5%以内，电网可以自行消纳，电网的收益叫租金。

到了一定比例之上，电网也扛不住了，因此需要额外的成本。这时候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就是自我保险，现在各大企业都在做自我保险，把不确定性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组合变得确定了，我输到电网里面的电是标准电。

我们一直想提一个概念叫标准电，承诺10个小时发10度电我就供10度电，不能有电的时候就供应，没电就停，新能源不发电的时候就一定有其他电源替你顶上，而顶上的电源有资本支出、人力支出，它有成本的。对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没有成本，但是社会成本是存在的。

一定要找到一个机制叫激励相容，愿意合作。这个过程一种路径是新能源企业自己解决，供电网的电是标准的电，稳定的电。一种方式是新能源供不上，就掏钱请其他电源帮新能源发。如果出现贵的时候，有无数个新能源企业上市场上买，有无数个其他发电企业向市场上卖，第三种方式就出来了，N个企业买，N个企业卖，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比电网的价格高，企业就会找电网，如果比电网的价格低，就会找这些企业，这三种方式之间哪一种成本低，市场均衡的结果就是演化着谁，这个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强制配储。

无数种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你出台固定的政策，就会导致其他的选择不可行。所以政策也创造市场，有的时候政策要退坡，减量发展政策，多就是少，少就是多，多给市场选择。

我想给各位企业家提醒，这个领域中间风险极大，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呼吁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放在一起可能就不对了，这叫合成谬误。二十大的安排中间，我觉得理性预期是非常好的，但是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尊重、理解这个规律，不要人为的去让政策预期反反复复，让政策冲突，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的做长远决策，这是第一。

第二，我希望公共资金减排效果均等化，不要看某一种产品亏不亏，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有使用价值。如果一种产品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长期靠别人补贴的产品，没有太大的价值，竞争不过别人，也补不了一世。

第三，我希望提一个标准电，能不能让市场自己去解决可再生能源不确定性问题，而不是人为定一个某种具体的方式。

再次感谢《财经》邀请我来，我绞尽脑汁就想了三个题目，希望对在座的企业家、政府决策者、听众能给你的决策做一点优化。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