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与高丽的改革

大蒙古国的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是在蒙古对外不断扩大征服范围，对内建立稳固皇权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同一时间高丽也经历着国王与武人集团对抗，试图重振王权的政局变化。

两国对彼此的需求促成了一种特殊形态宗藩关系的形成。在这种宗藩关系之下，元朝对高丽的支配力度远超过此前历代中原王朝（辽、北宋、金），并以密切的内政干涉、资源索取为特征。

而高丽国王则通过迎娶蒙古公主，担任元朝征东行省丞相，成为元朝在高丽的首席代理人，将元朝对高丽的直接干涉转化为振兴王权的外力，高丽王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元朝宗藩体系的附属物。

一、高丽国王的权力弱化

元世祖时期，元朝与高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宗藩关系，包括公主降嫁与“驸马国王”身份带来的皇室内部血缘、情感联结，以及征东行省常设化赋予的等级秩序和行政权威。

这些共同形成了高丽国王在元朝权力体系内的政治位相，对外使高丽王朝体制得以存续（以降格后的形式），对内使王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

1.受捆绑的王权

这种王朝体制存续和王权强化的方式，使得高丽王朝的正统性与王权与其在元朝体系内的地位相捆绑，从而极大受到元朝政局变化和元丽关系的左右。随着高丽国王在元朝体系下政治地位的下降，其王朝存续和王权面临了新的威胁，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问题恶化，又反过来成为元丽关系动摇、瓦解的重要因素。

这一趋势肇始于元朝政局的变动。元世祖的外孙：高丽忠宣王因其蒙元皇室的血统，以及“从今上（元仁宗）平内难，立武宗有功”的事迹，在元廷享有极大尊荣，并因此获得“征东行中书省右丞相、高丽国王，依前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师、上柱国、驸马都尉、沈阳王”的封诰。

但为了巩固这种权势，他选择长期滞留元廷，侍奉其权势来源：元武宗及仁宗之母答己太后，高丽王和沈王之位则分别传给其子王焘（忠肃王）和侄王暠。

随着武宗、仁宗的先后早逝，延佑七年，与答己太后不和的英宗硕德八剌即位，忠宣王立即丧失之前的一切尊荣，“以学佛经为名”被流放至吐蕃。

以此事件为起点，元丽皇室间依靠血缘和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亲密联结名存实亡，忠宣王以降的高丽国王均很难再获得元廷对其个人的支持。忠宣王遭流放之后，其侄沈王王暠“得幸英宗皇帝”，谋夺高丽王位，遂谮害忠肃王，促使元英宗将忠肃王召至元廷，“收夺国王印。”

高丽陷入忠肃王一脉与沈王一脉长达数十年的内争之中。且终元英宗一代，忠肃王皆被拘于大都，高丽国政则受沈王“钧旨”的支配。直至至治三年元朝发生南坡之变，元英宗被弑，元成宗长兄晋王一系的也孙铁木儿被拥立取代英宗之子，是为泰定帝。

2.时过境迁

泰定帝与忠宣王妃蓟国大长公主为亲兄妹，因此即位伊始便将忠宣王自流放地召还，次年又“敕高丽国王还国，仍归其印。”泰定二年，忠肃王至高丽，同时忠宣王则薨于大都“燕邸”，高丽与元朝中枢的联系暂时中断，沈王一党复谋取王位，“诣中书省，诬王盲聋喑哑，不亲政事。”

泰定帝为此遣使对忠肃王宣召责问，终因忠肃王妥善应对而免去一场危机。但忠肃王因英宗年间的困境而产生严重精神创伤，史载其“留燕五年，忧劳惊悸，损伤天性，及还国，常居深殿，忽忽不乐，不接朝臣，不亲政事。”

故无法如其父忠宣王一般主动亲近元廷换取政治支持。1328年，泰定帝崩，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举兵拥立武宗之子图帖睦尔即位，遂成为元朝首席权臣，“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

而同一年，高丽世子王祯（即忠惠王）亦入朝为质，大得燕铁木儿喜爱，史载：“丞相燕帖木儿见之大悦，视犹己子，因忠肃辞位，奏帝锡王命。”可见忠肃、忠惠的禅代是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完成的。

后因有人诬陷忠惠王“欲奉妥欢太子叛。”元朝遂遣蒋伯祥等收其国玺，征王入朝，并令忠肃王复位。元统元年，元顺帝即位，曾对此极力抵制的燕铁木儿以忧死，其政敌伯颜就任“太师右丞相”，开始专权。

顺帝至元五年，忠肃王薨，已自元朝归国的忠惠王向元廷请求袭位，伯颜因其与燕铁木儿的私交而“寝不奏”，并表示：“拨皮（忠惠王诨号）虽嫡长，亦不必复为王，唯暠可王。”

同时沈王王暠亦乘机与忠肃王妃庆华公主、高丽政丞曹頔等合谋政变。此乱虽被忠惠王平定，但同年年底，元朝又遣使执忠惠王入朝，次年囚于刑部，“命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宗正府杂问之。”

不久，伯颜失势，被尽夺官爵，元廷随即释忠惠王归国，且由新掌权的脱脱向顺帝奏请复忠惠王位。与此同时，生育了顺帝长子爱猷识理达腊的高丽贡女奇氏被册封为第二皇后，其在高丽的亲族随之地位上升。而忠惠王却因强污奇氏亲族，与奇氏一族交恶，奇后之兄奇辙遂向元廷“极言王贪淫不道”。

最终在至正三年，元廷遣人废忠惠王并逮至京师，命宦官高龙普治其国，奇辙等权行征东省事。次年正月，忠惠王薨于流放地。

二、元朝统治者与高丽的改革

旧田制的崩溃、私田的泛滥，是高丽后期的主要经济问题，连同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对高丽王朝体制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严重的影响。

1.因祸得福

元丽关系建立后，随着依赖大土地所有制的武臣专权被元朝的直接干预推翻，高丽国王获得了施行田制改革的条件；同时削弱“权门世族”的经济基础也是王权提振事业不可绕过的一环。

因此，从忠宣王时期开始，高丽便推行了一系列以田制改革为主体的内政改革措施，围绕称为“都监”的特设改革机构展开，包括忠宣王时期的式目都监，忠肃王时期的察理辨违都监，忠惠王时期的田民推刷都监等。

但由于王室不断陷入内争之中，以及私田所有者阶层（特别是此时期高丽王权运营所依仗的附元势力）的顽强抵制，这些特设机构往往难以存续，其主持的改革事业也随着机构革罢而停滞。在这一过程中，元朝的立场值得注意。

大德三年到四年之间，是元朝委任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政事，主管高丽国政的所谓“行省增置期”，期间阔里吉思推行的政治改革中有一项是奴婢制度改革，“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听为良。”虽非关乎田制，但也有打击户口隐占的意义；此外他还试图改革其他高丽固有的政治、社会问题。

这些改革事项的提出当然首先是为加强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但由于高丽后期也确实存在这些严重问题，因此其改革与高丽本国的改革在预期效果上是一致的。

这一点，可以从高丽权门世族极力抵制的反应得到印证。最终，因“不能和辑高丽”，阔里吉思被元廷罢免召回。元朝官员在高丽推行的内政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从中可以看出，单纯来自元朝的影响力对于高丽改革而言其实是一种促进力量。

2.意想不到的变化

只不过成形后的元丽宗藩关系的特殊运营方式，使得元朝朝廷对高丽的直接影响因高丽附元势力的层层过滤而有所变异。伴随国王的政治位相弱化，附元势力迅速膨胀，逐渐在获得元朝支持方面超越了高丽国王，而成为高丽王权正统性的新威胁。

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因围绕内政改革发生的争斗而迅速激化，特别是忠穆王在位时期，围绕整治都监改革进行的高丽改革派与附元势力为主体的反改革派之间激烈党争，将元丽宗藩关系中的痼疾暴露无遗，不仅成为元丽宗藩关系瓦解的起点。

长远来看，也为高丽王朝的终结埋下了伏笔。高丽忠穆王时期的改革是在元朝内政改革的影响下展开的。元顺帝至元六年，保守派权臣伯颜失势后，其侄脱脱得到重用，展开所谓“至正更化”的改革，涉及恢复科举、推崇文治、改善财政等方面。

元顺帝本人“图治之意甚切”，是改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即便至正四年脱脱罢相，顺帝也继续推行更化新政，虽然最终未能达到解决元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的效果，但仍可表明至正初期元朝皇室及政府中枢的改革意愿是十分强烈坚定的。

三、元朝与高丽的关系走向崩溃

高丽末代王的薨逝，成为元丽关系发生质变的一个契机，作为最后一位有蒙古皇族血统的高丽国王，他的存在原本与忠宣王相同，是使元朝和高丽融为一体的重要纽带。

1.继任者的纠纷

在他之后，元朝的党争各派，及与之相联系的高丽党争各派间的矛盾，在两国不由同一阵营同时掌权之时，就会迅速转化为两国间的矛盾，从而打破两国通过行政制度、血缘联系、人员往来而构建起来的一体化结构，使元丽关系重新回到类似忠烈王即位以前的分割状态。

先王死后，高丽朝中大臣随即向元朝上表以示忠心。表文首先叙述了高丽忠心归附、世代尚主的历史，之后又多次提醒元朝高丽“邻于日本不庭之邦”、“承制命以安边”的存在意义，显然试图将王位之争中可能转化为元丽间争端的因素淡化、消除。

表文提出的两个人选中：其一的王匡是忠惠王与高丽人禧妃尹氏所生，李齐贤强调其为庶子，即与元公主无血缘关系，且年纪较幼；其二的江陵大君王祺为忠惠王胞弟，李齐贤指出其已入侍元廷，年纪也较长，尽管王祺之母亦非蒙古人，而是高丽人洪妃（明德太后），但其庶出身份却未被强调。

2.元朝的选择

从这一番对比鲜明的措辞来看，很明显王煦、李齐贤等改革派的意愿是倾向王祺的。江陵大君王祺即日后的恭愍王（至正二十六年改名为颛，故明代史料中多称王颛），是忠肃王幼子。

虽然为高丽人所生，没有蒙古皇族血统，但自十一岁起便被征入元廷为顺帝宿卫（怯薛），直至二十二岁即位归国，十一年间一直生活在元大都，其在元时间之久与身为纯正蒙古皇族的忠宣王相当。

这种经历必定有助于他结交元朝上层人物，如其即位后不久近臣赵日新所言：“殿下之还国也，元朝权幸联姻于我者请官其族”、“不从臣言，何面目复见元朝士大夫？”可知其在元廷自有支持者。

同时，王祺在高丽国内也有广泛的拥众，并且不限于王煦、李齐贤等改革派，如《高丽史》编纂者评价：“王之未立也，聪明仁厚，民望咸归焉。”此外他也有自己的派系，曾在元朝诋毁王匡，并上书“言本国兄弟叔侄相继之故，幼君不堪保厘之状。”

其后当元廷有意考虑王匡，于至正九年征其入朝之时，又有“台谏、典法官会议，欲沮其行。”这些都可以视为高丽内部支持王祺的势力的活动。只可惜，还未来得及选出王储，其宗主国元朝就在朱元璋的打击之下分崩离析，高丽国内的政治局势从此更加混乱。

总结

这种元和高丽形式的宗藩关系从建立之初便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元朝对高丽干涉的强化，以及高丽君臣对元朝政局的密切参与，使得两国在政治运营上高度一体化，高丽政局受到元朝权力变动的强烈影响，产生内政改革受阻、王权不稳定等问题。

同时，高丽国王作为元朝皇族及代理人的政治身份因与皇室嫡系的关系疏远化而逐渐弱化，其他附元势力崛起，占取了原本由国王垄断的资格，特别是元顺帝时期外戚奇氏一族的壮大，使高丽王室与元朝之间的关系由亲和转向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