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高丽的外交文书种类丰富，外交主要手段之一

高丽使金梯自宋回国，带回的是宋朝皇帝的五道“帝敕”，而非“诏书”。而在宋丽关系发展的初期，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多则为“诏书”或“制书”，而高丽回给宋朝的外交文书则多为“表”。要理解宋丽复交后双方关系的发展特征，莫过于了解二者之间往来的外交文书。

宋代根据文书对象和目的不同，分为不同的种类。真宗时期，翰林学士杨亿曾列举了20多种文词：“拜免王公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事曰敕榜，大号令曰御札，赐五品官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其中涉及外交文书的主要是国书、制、诏、敕书和口宣等，因使用规格的不同，格式及措辞也截然不同。

一、宋朝外交文书的分类

国书。宋辽之间往来的文书称“国书”，而宋与其它国家的文书则为“诏”、“制书”或“敕”。澶渊之盟后宋辽建立对等关系，国书作为宋辽间一种礼节性文书，有着固定的格式，特别讲究规范性。

制。又称“制书”。宋代的制书主要用于“凡立后妃，封亲王，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北宋在处理辽这种较为对等的外系之外，常通过加封的形式来处理与其他政权的关系，如北宋曾在982年、983年遣使高丽，并带去两封制书《王他封高丽国王制》、《高丽国王王仙检校太傅加食邑制》用以加封高丽国王。

诏。诏书所涉及的内容很广，其中对外文书的内容多为赏赐或戒喻相邻政权，主要是藩属国。如太平兴国七年的《王治拜官封高丽国王诏》、雍熙二年的《北伐遣使谕高丽诏》、元丰三年的《赐高丽国王诏》等等。

敕。敕包括“敕榜”和“敕书”，用于戒敕百官军民和处置大事、褒奖告喻。敕榜一般来说，很少针对外事。但在非常的时候，如在非政治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朝廷也会以敕书对外进行告喻、赏赐。

宋神宗年间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形式多为敕书，如高丽史金悌自宋回国，带回的是宋朝皇帝的五道“帝敕”。类似的还有还有《权赐高丽国事王徽起居回敕书》、《进奉回赐书》、《申奏设斋圣寿敕书》、《进奉乐器敕书》、《谢医药进奉敕书》、《就遣乐人奏乐敕书》等等。

口宣。“口宣”者，君谕臣之词也。古代是使者代宣王者之言，至宋开始，就“撰为偭语，使人宣于其第者也。”以示待下之礼愈厚。宋代的口宣包括：宣召入见和宣劳锡赐。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文书“牒”，或称“文移”，又称为移牒，一般是因外交照会而发出。这种“牒”主要用于两国政府互通外交和军事信息的，是一种多以边境地方政府名义所进行的一种较为正式的外交通信，它适用于处理一般性外交事务。如元宝年间，元昊侵宋边境，宋朝剥夺了赠与的封号，并悬赏捕斩元昊。

北宋将对西夏进行军事行动之时，首先移牒辽国，以避免其有所误会。这种文牒通常亦主要用于边境机构对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贯彻和传达。如1069年，高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表达通好之意。此外，两国如发生纠纷也多是通过移牒来解决。

相比较而言，制使用严格级别最高，诏书次之，敕书则最低。北宋时期，除了辽、金之外，宋给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书并非国书，而是诏书或敕书。因为在传统的朝贡关系中，中原王朝以册封君号或王号来认定朝贡国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而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封号后，就表示与中国皇帝建立了君臣关系。

就宋朝而言，经常往来的朝贡国远没有唐朝时期那么多，宋朝在这种关系中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只是以名义上的称号，突出作为中华正统一贯的“崇高”地位。基于这种关系，宋朝与之往来的外交文书就是以诏书或敕书的形式这些文书与中国国内同级官员所收到的文书是相同的，因为在宋朝统治者看来，朝贡国君主接受中国皇帝的封号，就意味着其处于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官僚体系之中了。

宋丽关系发展的前期，宋与高丽之外交文书多为制书或诏书，而复交之后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多为敕书，鲜见诏书，不再有制书。从外交文书规格及内容的变化，可对宋丽关系的变化窥见一斑。

二、宋与高丽外交文书内容的变化

宋丽间的外交文书多由使者直接传达，亦有宋商代为传达。笔者依据宋与高丽外交文书的往来将其关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962年始至994年，这一时期的宋丽关系为传统罗唐关系的延续，是较为典型的朝贡关系；第二时期自995年始至1068年，这一时期由于辽对于宋丽关系的介入，宋丽关系较为疏淡甚至处于绝交状态；第三时期自1068年至北宋灭亡，重新恢复的宋丽关系平稳发展，经济文化交流颇为密切。

第一时期，宋与高丽外交文书的内容多为册封及加封高丽国王，履行上国对于朝贡国的义务。由于东北亚大陆时局的变化，宋对高丽的态度也不断变化。

963年，宋太祖赐高丽国王制：“高丽国王昭，日边钟粹，辽左推雄，习莫子之余风，抚朱蒙之旧俗，而能占云候海，奉贽充庭，言念倾输，实深嘉尚。……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这篇制书实为宋朝发展对外关系形式上的文书，但从满篇的溢美之词中不难看出宋朝对于高丽充满好感，比之后来一些刻板的诏书，显得生动真实许多。

978年宋太宗遣使高丽：“……用加王爵之封，克追先正之美，可光禄大夫、检校太保、持节玄冤州都督、天顺军使，封高丽国土，食邑三千户。”类似的还有《高丽国王仙检校太傅加食邑制》：“……天顺军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持节玄英州都督、上柱国、高丽国王、食邑三千户王仙，……勤恳备至，嘉奖不忘，宜举宠章，以显忠烈。可检校太傅，加食邑一千户。”这些文书都在肯定高丽与中原王朝保持的传统关系的基础上，高度赞美高丽国王的忠纯贤达，并对高丽国王进行加封。

宋太宗首先表明宋朝才是中华之正统，继而又赞高丽为礼让之邦与中国书同文，并传承中华文化，虽远隔大海亦来宋朝贡。之后又提到高丽顽强抵抗异族，誓保山河之勇气。观之以后的发展态势可知，此次遣使加封高丽国王，实为之后联丽之政策的实施作铺垫。所以在此封诏书中，宋朝统治者授予高丽国王的称号为有宋一代之最，这充分表明了宋朝对宋丽关系的重视。

宋朝诏书高丽后，高丽“迁延未即奉诏”宋朝便恩威并施，督促高丽发兵。虽然高丽不情愿出兵相助，但亦怕得罪宋朝，不得不屯兵于辽丽边境。宋朝首先申明燕云之地乃应归宋所有，出师伐辽乃名正言顺。高丽亦可趁此一泄对辽的愤怒之情。宋明确提出了合作战略与目的“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并许诺俘获的一切战利品全部发放给高丽将士。

由于高丽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从心理上自然倾向于宋朝。但从国家利益来讲，高丽并不愿卷入宋辽战争。但宋时为高丽上国，高丽有出兵相助的义务。这篇诏书的语气和措辞与之前大有不同。韩国华出使高丽，欲建立宋丽军事同盟，共同伐辽。

固在这篇文书中，宋朝一改之前较为温和的口吻，用带有命令式的口吻，以急切而严厉的措辞，催促高丽出兵联宋。宋太宗朝，频繁遣使高丽并册封或加封高丽国王，其目的不外乎是说服高丽出兵与之夹击辽军。

宋丽关系发展的初期，外交文书形式多为级别较高的制书或诏书，内容以册封加恩为主，其特征是在固定的文书形式下充满了溢美之辞。无论在外交文书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体现出了其二者之间政治上臣属为前提的传统朝贡关系。此一时期，高丽使臣来宋的次数，远远高于宋使往高丽的次数。高丽国人思慕华风，明显呈现出其近宋朝而远辽朝之态势。

随着宋朝对外政策的转变，加之辽强大军事力量对于高丽的压力，宋丽之间的正常往来被打断。宋丽关系的第二时期，宋丽关系进入疏淡期，宋朝再无给予高丽任何正式的诏书。

1068年前，宋丽双方开始积极谋求复交。宋神宗认为“高丽自古是君子之国，其王亦是贤王”，且高丽为礼仪之邦其文化水平较高，故“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择其善者。”神宗对高丽的慎重态度不仅于此，还表现在选派使节上，“所遣使者，其书状官必召赴中书，试以文，乃遣之”。

复交之后宋丽间往来的文书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其内容不再是单纯的形式上的册封或加封，而是更注重实际。如宋丽恢复正式关系时，金悌带回高丽的五道敕书，引人注目，其传达的内容与精神亦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文书往来。

较之宋丽关系发展不同时期的外交文书，可以发现：初期的宋丽关系为传统罗唐关系的延续，外交文书皆为级别较高的制书或诏书，其内容多为形式上的册封，措辞多有溢美之辞却稍显单一。在宋朝进行伐辽战争之时，还出现了命令式的措辞较为强烈的文书，催促高丽发兵夹击辽朝。但之后，宋与高丽间不再出现册封形式的制书，诏书出现次数也较少，多为级别稍低的敕书，其内容亦变得多姿多彩。

宋神宗常以温情的口吻，以温婉而关切的措辞书写文书。宋丽复交之后，髙丽与宋不再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高丽方面的外交文书仍与之前一样“奉表称臣”表现出对宋的尊重，宋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却不如之前那般言辞强烈而散发自信。但双方外交文书往来内容丰富多彩，这亦体现出复交后的宋丽关系正向多方面发展。

三、“误书辽年号”事件

1092年，高丽“李子威以宰相监校入宋表章，误书辽年号，宋朝却其表”。对于高丽误书辽年号这一事件，宋朝方面以退回其表章表示愤怒之意。其后，高丽国王下令罢免相关官员，以示惩戒。然而，1110年宋遣使出使高丽时，却一改从前之态度，对于高丽奉辽正朔一事表示理解。

宋丽关系发展的前期，宋朝对高丽拥有正式的册封权。但熙宁年间的宋丽复交，宋已失去对高丽的册封权。高丽一直保持与辽朝的朝贡关系，奉辽正朔，使用辽的年号。高丽因受辽册封，所以与辽之正规文书中使用的是辽年号。但除此之外，包括与宋的文书，只书甲子而已。诏书之中“权”字为“姑且、暂且”之意，代表宋对高丽拥有暂时的册命权。

总结

宋丽复交之后，宋在文书起始之时，书“敕权知高丽国王”的字样，无非是和为了保存大国颜面，这对于宋丽关系的发展实无所资。宋朝欲去掉诏书中的“权”字，其实用意颇深。这或许意味着宋对高丽在礼节方面的升格，更或许是想重新恢复与高丽政治上的册封关系。

1102年宋遣使至高丽“咨闻行册礼事”，高丽却以“地接大辽，久已禀行爵命正朔”为由婉拒。可见，高丽对于宋朝册封一事，是不愿接受的。宋朝被迫继续接受辽丽间的政治关系，并认可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误书辽年号”一事恰恰说明，宋丽虽然复交，但却没有重新建立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辽丽关系才是实质上的以使用历法和年号为政治臣属的主要标志的朝贡关系。至此，宋也不得不接受宋丽间政治册封关系无法正式建立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