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家寨里何其芳

本文转自：重庆晨报

何其芳雕像

□黄濂清

“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 ——何其芳 《忆昔》

这诗句里描写的就是何其芳年少读书的地方与情景。包家寨，是距万州城二三十公里、在群山之中巍然耸立的一座山顶石寨，四周悬崖峭壁，只有其中一面向东斜下的石梯是上下唯一的通道。除了可防匪患侵袭与骚扰，孩子们也可以安安静静且与世隔绝般地在这里读书写字。虽已进入19世纪20年代，何其芳的父亲何伯嵇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相信已经废止的科举制度不久就要恢复。因此，他固执地要把孩子们关在虽坚固但局促的寨子上读私塾，整天诵读《礼记》《唐宋诗醇》，学作试帖诗。更加让孩子们讨厌和恐惧的是：由于受到“黄荆棍里出好人”古训的深刻影响，房子显眼的位置总是吊块楠竹板子，意思是说，你们如果不在这里好好读书，这板子不是挂起来好看的，轻则跪，重则罚（打），乡下人戏称这种惩罚为“笋子炒肉片”。何其芳兄妹读书累了，困了，想走出寨子吸口新鲜空气，可那包着厚铁皮的寨门口的矮木凳上，白日总会坐着一位拖着长发辫子的粗暴的守门人。不管怎样，父亲要求他们一个劲地读、读、读。他信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道理，他更期望孩子们通过苦读诗书今后能够光宗耀祖，显赫门庭。

何其芳家里，贮藏粮食的仓库，堆放财产的器物总是占据了很大的空间。然而，家里存放书籍的就只有那么一口破旧的木箱。何其芳总像一位饥饿的人寻找食物，在旧木箱里翻过来，找过去，狂热地阅读着。这期间，何其芳读到了《昭明文选》《赋学正鹄》，他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可惜书箱里为数不多的书很快就被他读完了，为了读书，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另想办法。

偶尔躲过守门人的目光，他又害怕被父亲发现。这时候，何其芳便把四妹何永纹找来，嘱咐道：你在门口看着爹，替我作掩护，帮我打圆场，我出去借几本书一会儿就回来。何其芳就这样提心吊胆地溜出寨门，为借一本书，时常徘徊在邻居或亲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声，不敢说出自己的希望。像他们那样的大户人家都藏书不多，贫困的乡邻们又有什么可读之书能借出哩。当他苦于无法借到一本新的读物，扫兴地回到寨子里时，他总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长期禁锢在狭小的寨子里，乏味的私塾、单调的课程、严酷的家教，使何其芳过早地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欢乐。1940年5月8日，何其芳在延安对中国青年社的同志们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时隔多年，何其芳在散文《私塾师》里这样写道：然而在乡下，我这上学的经历还成了一种被仿效的教育方法，我的一位叔父也要关闭他的孩子们在私塾里，到15岁才让他们进学校。

1926年，何其芳14岁了，经父亲同意，他才离开寨子，告别私塾，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设在县城里的“白岩高小”接受新式的小学教育。这时候，他才惊异地发现，这世界除了私塾里的经史词章之学以外，还有新奇而有趣的英语、算术、自然、音乐等现代教育课程。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第三、四届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