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敏：我的投稿生涯

文｜陈占敏

1971年我19岁，当了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星期天去公社开会，会上发下来的县文化馆油印的小册子，上面有大鼓书、山东快书、小剧本等，我想，这些我也能写。于是，我就写了，写完了抄好，寄往县文化馆，我的投稿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期间收到过文化馆来的一封信，鼓励我。第二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我到县里去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那一纸通知在我们村里引起的轰动比我后来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还要大得多。我们那个小村子，还从来没有人到县里参加全县文化工作会议。

县里的五天文化工作会议开完，我又被留下来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为期一个月。学习班结束后，我在学习班上写的独幕戏曲剧本《支农新曲》，由文化馆搞音乐的乐手配了吕剧曲谱，油印出来，下发全县。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虽然是油印，没有正式刊号、书号，对我而言却是莫大的鼓舞。这个小剧本，由联中师生组织排演，冬天里参加了全公社中学生会演。再过一年，我写的两个独幕戏曲剧本《根深苗壮》《出车之前》由公社组织排演，参加全县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获了奖，春节期间全公社巡演。那是我的写作最初的“高光”时期。

然而，我没有沿着那条戏剧创作的路继续走下去，我的写作形式很快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写剧本，而写散文了。我的散文《红石峰随笔》在1974年9月24日《大众日报》正式发表。再过十年，我又开始写小说了，就此进入了艰难备至的大规模投稿时期。难以道尽几十年的投稿生涯中有多少酸辛，多少曲折，多少磨难。石沉大海自是寻常，最常见的是稿子原样退回，夹一张打印好的千篇一律的好像客气又像无情的退稿信，能收到一封编辑署名的亲笔信那是稀罕事。也会有编辑在亲笔回信中把稿子说得一文不值，甚至贬到了投稿者的写作能力，用语刻薄，令人羞愧。当然也有鼓励，这样好心的编辑亲笔信很少。三十几年过后，近年来把那时候被退稿的中短篇小说再投出去，发表以后，竟有素不相识的文学朋友辗转打听到我的通讯方式，打电话发信来，告诉我说，他们把我的小说发到了微信群里讨论，文友们说我的小说有新东西。我写于三十年前的小说，现在发表出来，居然被文学朋友发现了新东西，看来文学的“新”与“旧”并不完全由时间来界定。

我的投稿生涯中也有难得的幸运，让我铭感于心。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于“小说界文库”出版以后，我就主要写长篇了。沉潜八年完成的“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定稿打印出来，一并寄给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张海珊。四部长篇稿子寄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久久等待，两个月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即邀我去济南签合同。那时候，这四部长篇张海珊只看完了三部，有一部还未看，便作出了总体判断。时任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路英勇先生即据此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社长毫不怀疑地相信了张海珊的眼光。一起吃饭时，出版社的一位朋友说，稿子能让张海珊看中，可不容易。我笑了笑深感幸运：我的稿子到了张海珊手里。

好像我的投稿生涯随着“黄金四书”，也进入了“黄金时期”。2008年5月上旬，我把“黄金四书”第二部《金童话》电子稿发给《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那时林建法先生还兼任《西部·华语文学》主编。稿子发去只一个周，林建法先生打来了电话。他说，他是在车上给我打电话，《金童话》他只看了一半，决定第7期发表，他下午就回去发稿子，让我把照片和个人简介发去。《西部·华语文学》第7期几乎用整整一期全文发表了《金童话》，封面发了我的照片。一个月后，山东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在万松浦书院联合举行“黄金四书”先期问世的《悬挂的魂灵 》《金童话》研讨会，由林建法先生主持。嗣后，林建法先生又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编发了“陈占敏评论专辑”，发表了张炜、张清华、宋炳辉据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文章。那个研讨会上林建法先生热情的话语仍在耳边，可是他人已远去了。林建法先生，建法兄，千古……

过去了我投稿生涯的“黄金时期”，我的投稿又进入了新的低谷，往往是编辑看中了稿子，十分赞赏，却被发行的否了。决定一部书稿命运的不是文学质量，不是编辑，而是市场效益，而是发行。编辑每每向我慨叹，如果倒退几年，绝对没有问题。文学，出版，似这样受制于市场，受制于发行，难道只是投稿者的困境，而不是文学、出版的困顿吗？在这样的出版形势下，出版家又在哪里？这令我想起了199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责编之一、已故老编辑张森先生曾对我说，他们社出长篇，只看质量，不问市场，挣钱有他们社办的《故事会》杂志；正因此，我这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第一部长篇，才得以列入“小说界文库”出版。张森先生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还说他们要开一个《沉钟》讨论会，同时约我再写一部长篇，这便是我接下来写出随后顺利出版的《红晕》了。

随着出版形势的变化日益严峻，我的投稿生涯再度陷入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幸运降临。我的“乡思三部曲”《大水》《棉花树》《残荷》改定后，跟时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先生联系，吴义勤安排编辑田小爽跟我对接。稿子发去，“乡思三部曲”整体一并推出。吴义勤和田小爽从没跟我谈市场问题发行问题，在他们那里，仿佛除了作品的质量，一切都不成问题。然而市场摆在那里，还是能够看得到。“乡思三部曲”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需报送作品。出版社已无存货。我到网上买书，网上的价格竟翻了两倍、三倍，有的二手书的价格也翻到了这样。而且出现了盗版，跟卖家联系，卖家问我要多少，要多少他们马上印。

感谢上苍，我大病手术后改定的“乡思三部曲”出版、发行竟然遇上了这样的幸运。“乡思三部曲”没开讨论会，没有热捧，我这生命之作，竟然与我的肉体生命同样得到了天意眷顾。2012年我刚刚办理了退休手术一个周，查出了癌症，立即手术。我是晚期了，主刀大夫断定我不会超过三个月。照医生的说法，我是不能完成“乡思三部曲”的修改，也看不到它的出版了。而我查病前开始翻译的哈代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已经译了一半，也必定译不完了。这让我怎能甘心！还是感谢天意眷顾，我活过了三个月，活过了三年，三年、三年活下来，活过了十多年。我不仅看到了“乡思三部曲”出版面世，而且译完了《德伯家的苔丝》，接下来又译了哈代的另外五部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卡期特桥市长》《远离尘嚣》《林地居民》。

我译的哈代长篇小说，没有遇到出版困难。《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相继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长江文艺出版社又重版了这两部，随后出版了《无名的裘德》。当我译完了《卡斯特桥市长》《远离尘嚣》，又将《林地居民》译了将近一半的时候，在万松浦书院举办一次文学活动时，跟山东文艺出版社时任总编辑王路先生相遇。吃饭时随意谈起我的哈代翻译，王路当即说，我译的这套哈代长篇小说集他来做。第二天活动结束，王路连夜返回济南，翌日下午，即来信跟我谈版税，安排编辑室主任来联系，要去稿子。这是我的稿子少有的不需要投出去等待，而被“要”去。我想，王路先生如此热情如此高效率地作出了决定和安排，并没有考虑市场，不需要发行的来说话，他是认定了这是迄今卷数最多且由一个人译的《哈代长篇小说集》，哈代这位狄更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最重要的六部长篇小说亦即“性格与环境小说”全部包括在内，他看重的是哈代小说汉语翻译史上的出版价值和意义，他是用出版家的眼光和胸怀来看取并决定的。

我年过古稀，自往县文化馆投稿算起，我的投稿生涯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从第一篇散文在《大众日报》正式发表算起，发表作品将满五十年，我的大半生命，是在写稿投稿中度过的。谁知道我的大病与这写稿投稿有没有关系呢？不过，我也深深知道，我的生命献给了文学，我的生命也得益于文学。我查出绝症手术之后，在化疗、一次次住院治疗、中医药调理恢复期间，依然没有丢下手中的这支笔。我把哈代的六部长篇全部译完，又写了业已出版的《李白的选择》和待出版的几部书以及一些散文随笔文论，还写了许多旧体诗，用这种旧诗体形式记下我获得新生后的心路历程、复杂的心曲。我面前铺开稿纸，放眼远方的目标，目不旁鹜，忘记了病苦，忘记了绝症的危胁，再借助中医药神奇的效力，我的生命得以顽韧地延续下来，将新写的稿子一部部一篇篇投出去，这样的投稿生涯，不能不令我感怀不已……投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