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忻州日报》

本文转自：忻州日报

彭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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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忻州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征文启事，感慨良多。作为本地最主要纸媒，《忻州日报》于我们这些以码字为业的人来说，确实可说是“风雨砥砺四十载”，只不过报纸风华正茂，我等已是古稀老人。

1984年，《忻州日报》的前身《改革报》创刊时，我正处在文学创作困惑期，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1980年在《汾水》杂志发表第二篇小说，同年分配到市教干校教现当代文学，年过而立，生活积累丰厚，自以为写小说的路子已通，便在授课之余埋头写作，仅1983年一年之内就用各种手法写了20多篇，瞄着《人民文学》等全国有影响的刊物投稿。然而流年不顺，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被退了回来。

在屡遭退稿后，原和我同在学校教书，后调进忻州日报社的李成立来向我约稿，劝我先放下小说，写些散文、诗歌。此前，我谋定小说赛道，信手拈来的诗和散文从不拿出去投稿。他既如此说，我便认真抄改了两篇散文和几首诗给他。散文、诗歌先后发表后，我看到报纸上也有小说刊发，便借当时金庸等武侠小说盛行之势写了发泄郁闷的《林冲风雨下梁山》。这篇小说将近万字，报纸篇幅不大，并不指望发表，最初给成立的意思是让他看后给提些意见，不料几天后，他告诉我，小说他看了，认为很好，推荐给报社领导，也得到认可，并决定连载，这让我喜出望外。当时的《改革报》每周出二期，这一连载就是十期。从1985年2月6日连载一个多月时间，期期与读者见面，影响非同小可，后又在1988年被山西省出版社《中外故事》转载。

《林冲风雨下梁山》的连载，让我恢复了写小说信心，题材转向历史，一口气写了篇四万多字的《杨五郎传奇》，接着把断断续续写了两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七月流火》写完。将两个中篇小说分别投给刚创刊不久的《黄河》杂志和刚由《春潮》改名的《五台山》杂志，结果连中双元。1985年底的《黄河》杂志第四期发表《七月流火》，1986年第一期《五台山》杂志发表了《杨五郞出家五台山》，1987年《晋阳文艺》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杨五郞三盗令公骨》。而从来不把散文、诗歌列入创作计划，也不给报纸和县一级刊物投稿的我开始转变观念，把那些被退回来的小说，挑篇幅短小的分别投到市县级刊物和小报，这让我那些辛辛苦苦写出来，却嫁不出的“老姑娘”逐渐找到了“婆家”。

气可鼓而不可泄。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小说、散文的连续发表，不可不说是借了当年《改革报》创刊的东风，如果不是在我创作困顿之时，《改革报》接二连三发表我的作品，如果不是报社朋友帮我打开了创作投稿思路，从单纯写小说广种薄收走上了文学创作“主粮小杂粮”多种经营之路，我创作最初高潮的到来至少要推迟若干年。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查了一下自己的创作年表，从1978年到1983年，这6年时间，我一共发表了7篇文学作品，基本全是小说。1984年一年就发表了8篇，其中小说3篇、散文4篇、诗歌1首，超过前六年总和。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20篇（首），其中1部中篇小说、6篇短篇小说、3篇散文随笔、5篇评论、5首诗。而这28篇中就有8篇（首）是《改革报》发表的，而且曾被退稿的小说《姻缘》，1988年发表于北京《通俗小说报》，小说《米丘林与苹果》几经辗转后，1990年也被天津《儿童小说》杂志发表。如果不是观念转变，我根本想不到往这些刊物投稿。我的第一篇散文和第一篇评论都发表在《改革报》，我在1985年能被调进市文联，当《五台山》杂志编辑，可以说和1984年、1985年这两年发表作品数量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后来，《改革报》发展到《忻州报》，到现在的《忻州日报》，因为历届社长、总编、副总编、部主任、编辑、记者都是多年文友，所以散文、随笔、杂感、评论等稿子大多发表在《忻州日报》，有时连续几期副刊和《文化旅游周刊》都有我的稿子。我的长篇小说《野狐峪》出版，被改编为电视剧，《忻州日报》采访我，为我发评介。我有些稿子近万字，《忻州日报》有时几乎整版刊载，有时分开连载，比如2005年刊发的《九原与五原》、2022年刊发的《古城系列》和2023年刊发的《五部崞县志》等文章，就都在万字左右。特别是从2010年我退休后的十几年时间，我放下小说情结，着重地域文化历史研究，年轻一代的忻州日报社的报人，仍不忘我这匹文坛老马，不时向我约稿，为我发文，让我十分感动。

“同心砥砺四十载”。《忻州日报》的报道记录着忻州的建设与发展，为忻州扶植了一批批新闻工作者与文学人才，值此机会，我衷心地感谢《忻州日报》一代代报人，祝愿《忻州日报》风华永茂，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