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三境界”之感

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两个简单的词语相加，却生成了一种极复杂、极暧昧、极专业的文学行当和职业。我从事文学批评数十年，但对文学批评这一概念，依然感到陌生、模糊、幽深，难以一下子说清。

中外古今众多的文学家、理论家，赋予文学批评的内涵有数十种之多。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内涵与文艺学基本相同，狭义的内涵指的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与现象的批评。我以为在数十种说法中，有两种是格外精辟的。一种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王先霈的论说：“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批评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现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它的目的和任务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评价，指出其思想上、艺术上的得失和所以得失的原因。”另一种是英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欧文·霍兰的论述：“文学批评包括所有声称对一般而言的文学或特定文学作品的价值(或其他方面)进行评判的作品。进行此类评判一般需要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或细读)、比较和透彻的分析。”这两段论述可谓异曲同工，蕴含着两个要点，一点是批评家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即遵循批评者的感情、思想、意志去评论作家和作品。还有一点是批评文章要有学术性，体现出一种客观、理性、公正的批评品格。

理论概括易，写作实践难。用文学批评的特征、标准，衡量当下的文学批评，会发现许多文章是不合格“产品”，甚至是一种非学术作品。这也正是当下文学批评备受质疑、责难的重要原因。而当下文学批评最突出的问题是，把“批评”置换成了“褒扬”，不再对批评对象的“得失”去作深入解剖，不再对文学文本进行“透彻的分析”；不管什么样的作家作品，一概给予肯定、拔高、赞颂，捧为优秀、力作、精品。这其实歪曲了作家作品，损害了批评与批评工作者。

文学界一直想把批评与批评工作者进行分类。譬如法国著名批评家蒂博代，就把批评比喻为“批评的共和国”，其中居住着三种批评家，即“自发的批评”——那种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又“述而不作”的高层次读者；“职业的批评”——指那种以批评为职业、建构学科和理论的教授、研究员；“大师的批评”——即那些已获得公认并兼搞文学批评的大作家。这一分类显得简单了些，但很有启迪性。它揭示了身居不同位置、层面的读者和批评者，所写出的文学批评会有不同的特征和价值。一位批评者的身份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也可能是流动变化的。我从事文学批评近半个世纪，其间经历了历史变迁，我个人则从一位大学教师变为文学编辑、又成为专业作家。唯一不变的是我始终坚持着文学研究与写作，孜孜矻矻、不倦探索，但直到“天命”之年后，才似乎明白了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它的内涵与本质何在。而在我不同的人生时段，我的批评写作又迥然不同，走过了从“自发批评”到“社会批评”，再到“学术批评”的艰难历程。“三十功名尘与土”，50年批评写作，前30年竟走得大抵是弯路，直到后20年才算摸索到正途。真是让人感慨！

我曾经历过一个时间不长的“自我”感受与写作时期。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文学创作，197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1978年发表第一篇评论。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从高等院校，先调到地区文联、后调到省作家协会，先后在两个文学刊物任编辑。同时从小说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写作。时值新时期文学滥觞之时，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倡导文学主体性。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学背景下，我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文学批评写作，一边汲纳现代思想与文学，一边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在全国报刊发表了一批文学批评文章。有山西及全国的作家作品研究、有乡村小说创作探索、有批评的批评等，我觉得颇有“自发的批评”的特点。那时我是一名普通文学编辑，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我的写作代表了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立场。但这样的写作只有七八年时间。

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批评文章中的“我”却悄然转换成了“我们”乃至某种群体。1992年，我开始主持《山西文学》工作，随后担任主编，一直到2000年。我一边编辑刊物，一边继续批评写作，编辑、批评两不误。但我渐渐意识到，从编辑到主编，职务变了，思想观念也变了。我写“编稿手记”“卷首语”等，其中的“我”，背后往往是“我们”，这个“我们”身后又俨然是山西文学乃至主流文化。“我”不再随意发挥、任意发言。这种位置、身份的转化，也给自己的批评写作带来了诸多影响。我研究赵树理以及山西作家作品，研究全国文学的发展与未来，虽然视野、思想有所开阔，但在观念与方法上，却有了更多的社会学特征，少了某种学术性品质。这一段写作历程约有七八年之久乃至更长。

2000年之后，在我“知天命”之年，我离开工作了18年的文学编辑岗位，转调山西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我在批评写作上坚守了二三十年，亟须坐下来潜心治学，需要充裕的时间、自由的空间。我开始“严厉”地检讨、反思自己，是不是走在一条纯粹的学术道路上？自己还存在哪些不足、缺陷和问题？当代文学理论家钱中文先生说：“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来说，他应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有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还应是一个具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人。”在真正的学者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学术事业，追求真理是批评家的天职，而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面对那些前辈学者，我的匮乏、差距太多了。成为专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种种社会思想与思潮的干扰，可以摆脱各种人际关系的束缚，就有望成为“职业的批评家”。作为学者的“我”，应该是一个在个体中包含群体，在学术中通达社会人生的人。这样的境界难以达到，但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一晃20余年过去了，我读书、研究、写作，发表了200多篇文章、近300万字，主要的成果有60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30多万字的《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等。还有许多拟想的文学课题有待破土、发掘、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