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 要奉献，也要享受

本文转自：今晚报

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肝癌早诊早治奠基人，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2023年初冬，早上，走进中山医院汤钊猷院士的办公室。满室明亮，一株绿植挺拔亮眼。他说，人的一生不易，离不开父母的艰辛、朋友的帮助、国家的培养。为此要奉献，为家庭、为国家、为世界奉献；人生多彩，也要享受。

93岁的汤钊猷院士，进入医界七十载，在病人眼里，他带来“新的希望”；在世界面前，他预示抗癌“中国特色”。九秩之年，历经风雨，披肝沥胆。

天伦之乐：亏欠家人，特别致谢

1958年，汤钊猷28岁，与大学同窗李其松喜结连理。没有婚房，住宿舍，和家人吃了一顿饭，到杭州旅行结婚，回来给同事发几颗喜糖，就上班了。1959年，他们的儿子出生。这一年很特别，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五四运动”发起四十周年，汤钊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他们给儿子取名“汤特年”。

李其松是内科医生，后来响应号召参加西医学中医，成为中西医结合医生。汤钊猷同妻子一起接触了多位中医大家。

夫妻二人性格迥异，他内向，她外向，“倒可互补”。最重要的是互相关切。“20年前我腰椎骨折曾被误诊，她不认同，否定了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汤钊猷一直觉得亏欠家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妻子晚年患病，他一直悉心陪伴照顾。

对儿子，汤钊猷尤感遗憾亏欠。“儿子从小到大，我没管过，都是我爱人照顾。”儿子8岁时，妻子远赴贵州工作，他自己刚由血管外科改行转入肝癌领域，负责救治重患，“儿子吃饭睡觉都等不到我，只好自己到饭厅吃饭，自己从医院回家，脖子上挂着钥匙……”

当年的“亏欠”并未影响父子情深。汤钊猷说：“儿子对我很好，今年两次回上海看望我。我们还一起游泳。”父子经常交流，且很深入。

2022年，汤钊猷著《中华哲学思维：再论创中国新医学》出版，这是《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二部曲。在书中，汤钊猷以“中华哲学思维”为基底，创新提出“三变观”：不变、恒变和互变；探讨用“三变观”化解中西医发展困境，系统思考如何创建中国新医学。

多年前，汤钊猷便开始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养分，试图总结出中华哲学精髓并应用于以西方哲学为主导的现代科学领域，感觉难度颇大。这一过程中，“儿子的贡献弥足珍贵”。为此，他在书中向儿子“特别致谢”。汤特年也发来一段评述，对父亲的理解与敬重流溢字里行间。

奉献之乐：马不停蹄，一马当先

汤钊猷1930年出生，属马，人们对他的赞誉之词自然想到“马”。

马不停蹄。钟南山院士说，汤钊猷院士是控癌战士，一生在肝癌的早防早治上马不停蹄地探索，为民而战。

诚哉斯言。当今，体检时通过一滴血检测甲胎蛋白已成常规项目。上世纪60年代，学界尚鲜有人知晓，遑论重视。当年，“走进去，抬出来”，患者一旦被确诊肝癌，就已是晚期。汤钊猷和“战友”顶着风险和压力，说服一名甲胎蛋白偏高、但身体壮实、腹部尚未摸到肿块的男子开刀……此后，汤钊猷在世界上首次提出没有症状的肝癌——小肝癌，后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称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1979年，他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早治早愈”金牌，上面特书中文。

无须扬鞭自奋蹄。汤钊猷采用多种疗法的联合应用，“大肝癌”也有可能变小，他大胆提出“将其缩小后切除”的思路，使“不能切除大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从0上升到近20%。

而对于教科书所言“转移复发的肝癌病人不能再开刀”，汤钊猷再次表示质疑，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肝癌转移模型。由于尚未大幅提高疗效，他谦逊地将其称为“半件事”。

这就是汤钊猷前不久为复旦学子讲座的主题“我一生做成两件半事”，也是他面对采访低调地回应“马到成功”。这是一位科学家的严谨。

马儿奋力向前，马儿劳碌不停。汤钊猷现在体重68公斤，看往昔照片，判若两人，有的用形销骨立、“纸片人”形容并不为过——他曾一度体重只有47公斤。然，孜孜矻矻，不觉苦辛。一如他回应学子之迷茫，他说，“职业的选择，首先考虑国家的需求，要有扎实的功底”。

一马当先。他说，要让人家看得起，就要有过硬的本领。要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1978年，他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从最后一场被压缩为“3分钟”发言，到成为焦点被名家追围，赢得了同行尊重和国际话语权。那是他在国际上高光时刻的开始，他时刻记得自己来自“中国”，光荣属于他和团队！

他说，自己享受奉献之乐，给绝望带来曙光。看到40年前的患者术后成为百岁寿星，他欣慰；看到小肝癌患者结婚生子，他欣慰……

养生之道：遵循《周易》，亢龙有悔

汤钊猷的养生观是“两动两通，动静有度”。两动是动脑子、动身体，两通是二便通、血脉通。动静有度目的不为活长，而为活好，活得有质量。

年逾九十，汤钊猷依然保持生活规律。每天6点起床，隔天游泳，每次150米，基本不突破。早上吃炖鸡蛋、一杯酸奶。不游泳那天，早上吃八宝稀饭、山芋、一个鸡蛋。

此外，他还给自己安排不断动脑的作业。耄耋之年，曾出版《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等三本控癌战的高级科普书，以及两本展望医学前景的书。写作是动脑，动脑也有“紧张”的动脑和“轻松”的动脑，两者要交替。比如出版影集就是“轻松”的动脑，对过去拍的照片进行选择、加工，实际上是一种享受——享受兴趣之乐。

他坚持阅读，阅读有助开阔思路，游泳有助保持健康，摄影有助人文积累。早年多看医学“硬件”，晚年多看“软件”，在他看来，中华哲理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硬件与软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年轻时，他就研读《黄帝内经》，已经通读三遍。多年来浅读《周易》，如今遵循其中乾卦“上九：亢龙有悔”“人到老年切忌过度”，他说，就像已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小心骑也许还可用几年，不小心就可能马上散架。

岁月流逝，而情谊常在。是为友谊之乐。美国肝移植先驱托马斯·史达策曾在来信中说：“在美国外科协会的外籍荣誉院士中，没有任何一位比您更值得获此荣誉。您的工作在流逝的时光中刻下了印记，并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郭 影（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