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李自成的评价

我们每个人在读历史的时候，都是有立场和态度的。

这一点，其实不只我们是这样，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他对历史的态度，乃至对历史的记载，都与他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一致的。司马迁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因此，他会用儒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判断。比如他对周朝初年的分封制，就有着非同一般的赞美。而事实上，周朝初年的分封制，更多的是利益分割和权力妥协的结果，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品德并没有那么高尚。再比如，司马迁认为尧舜禹当时的帝位继承方式是“禅让制”，并对禅让制进行了赞美。但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夺位制”。我们并不是说《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就比《史记》记载的准确，但是，显然“夺位制”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再比如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对同样是通过夺位的方式剥夺了父兄权力的李世民和杨广，态度就很不同。司马光对李世民极力赞美，对杨广极力否定。固然杨广确实是个昏君，乃至于最后亡国了。李世民确实是个明君，他所创造的“贞观之治”是不朽的。但是，就夺位这件事来说，其实李世民和杨广的做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司马光的一褒一贬，显然是不太符合历史真实的。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很显然，他就是要讲清楚兴衰成败的道理，有利于统治者进行统治。“资治”就是这个目的。

既然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司马光，在讲述历史事件，看待历史人物的时候，都有着这样的倾向，因此，我们今天对李自成的评价，和之前对李自成的评价发生变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之前我们之所以肯定李自成，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处在一个动乱的年代，急需寻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百姓安康的道路。

当时，对如何实现这一步，革命者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显然，李自成在明朝末年的起义，正是为了“砸碎一个旧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因此，那时候的先辈们，对李自成不怕牺牲，敢于反抗这一点，是十分认同的。

不过，就算在那时候，先辈们也并没有对李自成的做法给予全盘肯定，反而对李自成的批评更多。比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就分析了李自成的很多问题，指出了李自成起义中所犯的众多错误，包括他自断胳膊杀掉李岩这件事等等。新中国刚建立那会儿，伟人也明确提出，不可学李自成那样，欢天喜地进京，42天就灰溜溜逃出京城，而是要努力巩固政权，坐稳江山。

当时代发展到当下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矛盾，和李自成所处的明末，以及和民国乱世时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和平年代，我们不愿意国家发生动乱。虽然我们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这样的问题，也有不满。但是，我们却并不愿意自己一生所创造的财富被暴力剥夺。而且，整个社会的矛盾，也没有明末及民国时期那样尖锐，暴力革命的事情，显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而且，暴力革命如果没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做指导，不是为了为百姓谋幸福，没有开创和平美好未来的崇高理想，暴力革命就和一般的山贼土匪抢劫，没有任何区别。

李自成当初所进行的暴力革命，其实也是有理念的。比如“均田免赋”就是李自成的一个革命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只是农民式的天真的空想理念，是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首先“均田”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就算“均田”能够取得成功，“免赋”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赋税是一个国家能够运转的基本保障，除非取消政府，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否则的话，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免赋”的。

李自成一面打着“免赋”的旗号，一面进京以后，又大肆拷掠旧地主旧官僚，这实在是个非常矛盾又荒唐的举动。因此，李自成的理念实际上是非常落后的。他的暴力革命，就变得和山贼土匪的抢劫，没有任何区别了。

当然了，我们今天批评李自成的许多做法，并非否定李自成的革命精神。否定了这一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参考资料：《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