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三部正史闹出两个笑话

《史记》和《汉书》的《高祖本纪》的第一句是一样的：“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

这两本史书中的“高祖”，说的都是“汉高祖”刘邦。如果刘邦九泉之下有知，听到自己被叫了两千多年“汉高祖”，肯定会穿越回去，先把司马迁多切几刀，然后留下遗诏，严禁姓班的读书认字，更不许他们修史。

刘邦被叫了两千年汉高祖，其实他的庙号是太祖，谥号是高皇帝，这在称刘邦为“汉高祖”的《史记》和《汉书》中都写得很清楚：“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

明知道刘邦是“汉太祖高皇帝”，却一定要写成“汉高祖”，也不知道司马迁和班固是咋想的。他们故意误写，让后来的“汉高祖”有点无处存身的意思了：虽然我是匈奴人，但也是汉家外孙，而且我还姓刘，为什么我这个汉高祖没有存在感？

那位自称汉高祖而不太被承认，也不广为人知的汉高祖叫刘渊，字元海，因为犯了唐高祖李渊的名讳，房玄龄主持编纂《晋书》的时候不敢直呼其名：“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刘元海）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伪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墓号永光陵。”

房玄龄说刘渊的谥号庙号都是伪号，这是按照修史规矩，站在晋朝皇帝的角度评价同期人物，虽然不公允，但规矩就是规矩，清朝人修《明史》，也是以朱家为正统。

房玄龄虽然按照修史规矩称刘渊之汉为“伪”，但却不能否认他姓刘——两汉三国时期的匈奴平民好像没有姓氏，单于也只有氏而没有姓，所以从挛鞮氏冒顿单于之后，匈奴皇族以刘为姓，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朝不断和亲，于是就出现了某位单于的祖奶奶是汉人、奶奶是汉人、母亲是汉人的情况，其匈奴血统只剩下了八分之一甚至更少，所以刘渊干脆连匈奴名字都没有了。

汉丞相曹操（后被追尊为魏武帝）将於扶罗单于部族一分为五：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於扶罗之子、左贤王刘豹为左部帅，刘豹生了一个很有出息的儿子，那就是后来的汉高祖刘渊。

如果说历史上真有汉高祖，那么他只能是刘渊而不是刘邦，事实上汉朝“三祖五宗”之说，就是来自刘渊：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是孝惠帝刘盈上的尊号；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是汉显宗孝明皇帝刘庄上的尊号；汉烈祖昭烈皇帝刘备，就是汉高祖刘渊追尊的——刘渊这个汉高祖的后代没有将自己与刘邦、刘秀、刘备相提并论，实际是因为刘渊建立的“汉赵”存续时间太短了。

刘邦被叫了两千年汉高祖，虽然可能是把谥号和庙号搞反了，但总算还不算离谱，而号称“修纂时间最长、最严谨”的《明史》闹出的大笑话，让人对名气很大的张廷玉的治学态度和数学知识产生了怀疑。

《明史》是否严谨，史学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看法一，《明史》修纂近百年，就是为了编造谎言抹黑明朝帝王将相；其二，为了精益求精，所以从顺治二年设立明史馆开始，直到乾隆四年向皇帝进呈定稿，一直在修正谬误，所以该史最为客观公允可信。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我们看《明史》第一篇本纪，就会发现清朝对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评价还是极高的：“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明史》用了几百字夸奖朱元璋而没有半字批评，可能跟康熙皇帝十分崇拜朱元璋有关——康熙和乾隆祭拜明孝陵都是大礼参拜，并称其“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可见抹黑明朝之说未必完全可信。

《明史》对明朝前期中期的皇帝评价都很高，甚至对明武宗朱厚照也不全是批评：“明自正统（明英宗朱祁镇第一个年号）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朱厚照谥号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简称毅皇帝）手除逆瑾（刘瑾），躬御边寇（大战鞑靼小王子），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

大明世袭大明建州卫指挥使爱新觉罗家族创建的清军是，打着“为大明平乱，为崇祯报仇”的旗号入主中原的，所以对南明政权的评价都不高，对李自成张献忠以流寇视之，自然也没有好话。

为了表示对南明以及张献忠“大西”、李自成“大顺”的仇恨，清朝史官有骆驼不吹马，就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明崇祯皇帝的“怀宗、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简称庄烈帝）”谥号和庙号，是顺治（实际是多尔衮主持）追尊的，南明给他的庙号是思宗、毅宗、威宗。

《明史》认为明朝之亡，不全怪崇祯：“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清朝修史，当然不会说明亡于清，他们找了两只替罪羊，一只叫李自成，另一只叫张献忠，尤其是对张献忠的描述，更是夸张得离谱：“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六万万是多少，这个不用笔者解释：明初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人口在一万万五千万到两万万之间；清朝初期人口为六千万到七千万之间，最高峰达到四万万（有一说为两万万，好像不太对）——张献忠把明朝和清朝人口加起来都杀了，恰好是六万万。

“严谨”的《明史》闹出这么大的数字笑话，还真不能怪张廷玉，要怪也只能怪乾隆皇帝，和珅和纪晓岚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也面临过张廷玉的无奈：乾隆自认为无所不知，喜欢在臣子进呈的书籍中挑出一些错误，以显示自己高人一头，臣子们投其所好，故意留下一些错字和纰漏，以备皇帝纠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张廷玉、和珅、纪晓岚在编修书籍的时候故意留下的谬误，被乾隆发现，自然是皆大欢喜，但是乾隆越老眼越花，有些错误根本就看不出来，于是结果就悲催了：皇帝亲自审定的史书，有错误也不能说、不能改了！

《史记》和《汉书》称刘邦为汉高祖，《明史》说张献忠杀人六万万，煌煌正史之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还真跟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清高宗纯皇帝弘历有关：刘彻是看过《史记》的，他对刘邦的高祖称号没有异议，后世也不好改；弘历“钦定”《明史》，六万万的数字，张廷玉明知不对也不敢改，于是笑话和谬误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在笔者看来，《史记》也好，《汉书》也罢，史官是知道刘邦庙号谥号的，而修《明史》的张廷玉，当然也知道明末有多少人口、张献忠战斗的区域有多大，而读者诸君看了这三部史书，肯定也是自有公论：称刘邦为汉高祖可能是简称，张献忠屠川杀人六亿，又该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