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美国《科学》论文，为中国诚信正名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中国教师发动14所大学师生复制“丢钱包”实验

推翻美国《科学》论文，为中国诚信正名

《面谈》连线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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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日报记者陈静茹

四年前，美国《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诚信的标准，只有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一条。这一结论引得反对质疑声四起。有中国教师发起“组团”复制研究，最终有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今年7月，这项历经四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11月《面谈》邀请研究发起者之一、南京医科大学教师张子楠，讲述他们如何为中国诚信正名。

记者：如果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美国密歇根大学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相关研究。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

张子楠：当时，我看到这个结论是比较震惊的。震惊的原因是这不符合我们对中国人的认知。我相信看过原文的网友都会细心地发现，他在一张表格中列出来40个国家捡到钱包的回收率，中国是排在最后一名。这个结果，当时引发的争议是比较大的。我们作为一线的科研人员，纷纷表示不赞同。

记者：你们为何会质疑这篇文章的结论？

张子楠：如果是简单地就其结论而质疑或反对，就如同网络上的一些非理智的言论。我们作为科研人员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最重要的是一个结论的提出必须有它的科学依据。当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首先发现在实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是一项在40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该研究通过让实验人员拿着钱包到公共场所，比如银行、邮局、文化馆、博物馆这种公共场所，进行投递钱包。实验人员在一个月内等待收到钱包的人是否能够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去联系失主，以此来评价这个国家公民的诚信度和诚信行为。

当我们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怎么能够仅仅用电子邮件的回复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诚信行为。其次,在深入研究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发现，在该实验中研究人员在投递钱包之后就迅速离场，他是没有办法去观察接收钱包人的行为举止或处理钱包的流程。这对于结论会造成一个巨大的误差。

该实验是在40个国家开展，有的国家并不是以英语为主的国家。那么，当实验人员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的肢体语言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他是一个外地人，当地人可能会产生一种戒备感。这种微妙的变化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另外，实验人员在进行频繁的场景转化，与陌生人沟通的压力之下，他没有办法去关注所在场所的其他一些环境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会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我们觉得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有一些偏倚的。在实验设计的过程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记者：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程曾向《科学》发出邮件。他们辩驳说该研究结论是基于单一而偏西方视角的测试方法，并未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遗憾的是，《科学》编辑对于缺乏实证数据的“辩驳”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论文的评论区。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中国的科研人员反应如何？

张子楠：论文关闭评论功能是比较少见的现象。众所周知，像《科学》这种权威杂志，他在刊登一篇学术论文时，是经过编辑、评审专家等几轮论证和修改，最后才能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刊登。看到这篇文章的结论，我们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华人教授纷纷联名向这个杂志社写信，要求其撤稿或者修改其结论。很遗憾，《科学》杂志社对于我们的这种驳斥，以没有实验数据为由不予理睬。当时，我们比较激愤。这也催生出我们后续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复制他的实验来得到强有力的一手数据，利用数据来反驳他的研究结论。

记者：要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后来你们是如何做的？详细讲述整个研究过程。

张子楠：首先，我们还原复刻了这个实验，实验的所有做法和美国这位教授的实验做法是一致的。我们把在中国地区常见的一些姓名，比如李磊、王伟这种比较常见的姓名制作一个名片，名片是中英文的，名片上只涵盖他的这种电子邮箱。一张名片、一把钥匙，还有50到100元不等的金钱，把以上这些内容放在钱包中。

因为在美国教授的实验中是使用外国助教、外国实验员，我们在研究中也请到了我们各个学校的外国留学生作为实验员。比如，我们这儿在南京片区，请到了一名德国留学生詹姆斯，请他去投递钱包。

除此之外，我们还考虑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我们不仅仅使用电子邮件的回复率作为验证一个国家公民的诚信度的一个指标，我们还把钱包的回收率作为一个指标。我们在投递钱包一周到一个月之内，会有学生假扮遗失者在丢失钱包的地方去看到底有多少钱包能够收回。回收钱包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去衡量我们中国的公民的诚信度。

我们在这个实验中，对于实验场所噪声、人员的密集度、场所外的人员的密集度，以及这个场所内有没有设置前台、有没有接待人员、有没有安保、有没有工作人员等一系列的数据进行了论证。为了整个实验数据的真实性，我们还在观测期间用隐蔽的摄像头拍摄整个过程。通过拍摄，我们可以在事后进行还原、进行场景数据的确认，把整个数据做到严谨准确、万无一失。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南京选取了100个试点作为备选，最终确定以及经过验证之后有效的50个场所的数据来进行最后全国性的一个统计分析。最终，我们在南京地区看到虽然电子回复率只有约27%，但是钱包回收率达到了78%。

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师生加入我们的研究中，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最终，研究结论是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单一指标来度量。

记者：对所有参与研究的作者而言，这都是一场高投入、高风险、高未知的研究。是什么让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

张子楠：随着国内外更多知名教授的加入，我们的信心更足。很多学生也加入了我们的研究，不仅仅是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也非常多。本、硕、博都能参加的实验，不太常见。每一个人都在默默付出、默默努力，大家劲往一处使，只为得到最后的论证数据。

记者：您觉得这项研究最终发表的意义是什么？

张子楠：这项挑战《科学》论文的研究，在论文刊登的四年后，于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在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单。这100多人都为此项研究坚持不懈。如果谈到意义，除了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去找寻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探索到造成不同国家公民诚信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对衡量公民诚信的指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