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云南·文化」石寨山考古遗址 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程

来源：极目新闻

晋宁历史悠久，是滇文化的发祥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楚威王时，将军庄蹻入滇，把楚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加强治理，推动了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近年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科学规划、群策群力，积极推进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集中展示古滇文化，让石寨山大遗址和河泊所遗址“活起来”，“开口”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

晋宁小渔村

考古遗址

实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

石寨山考古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由石寨山古墓群、河泊所遗址共同组成。遗址分布总面积800多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是环滇池区域最具代表性的古滇文化遗址。

石寨山古墓群是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兵临滇，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把滇池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史记》的记载与考古出土的滇王金印年代一致，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出土的西汉铜镜、玉璧、玉衣碎片等也都清晰地展示出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深入互动与交流。

2021年以来，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封泥、简牍、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等文化遗物。秦汉时期，公私文书主要用竹木简牍书写，用绳子捆起来，打结的地方用泥块封缄，盖上印章，这个泥块就叫封泥。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无字封泥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及“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西汉设置的益州郡及下辖24个县中的22个县名。表明自西汉时期起，这里就是一个政务繁忙的行政中心，西汉中央政府已对边疆云南直接行使治权，进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那时起，晋宁，乃至云南就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石寨山国家遗址公园

璀璨青铜

记载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

历史的尘埃中，尘封了数不清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成为了真实历史的载体。它们散发着岁月气息，我们凭此来窥探历史的点滴。

从晋宁石寨山开始，包括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以丽江、香格里拉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以及红河流域的滇南地区等，数以万计以青铜器为主的文物带着历史的回音，来到人们面前。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集，所以古滇国的青铜器最明显的特征是青铜器上有小型的动物雕塑装饰或是独立的人物和动物雕塑的组合。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晋宁石寨山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在第6号墓中，以青铜器最多，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充分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多件特殊青铜器里面多数盛放着贝壳，此类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因此，云南考古学界给它们定名为“贮贝器”。贮藏器内贮藏的贝壳，经云南大学生物系鉴定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而这些贝壳来到遥远的内陆高原云南，表明了当时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远。

当年在石寨山古墓中，出土了两件特别的铜器精品，一件就是青铜贮贝器，盖顶上立体的18个滇人，造型各异，男耕女作、手舞足蹈、纵歌劲舞、虔诚祭祀、挥戈冲杀，栩栩如生，是价值连城的青铜文物，也是特色突出的造型艺术。另一间干栏式的青铜房屋，制作精美，阳台上有两个滇人在交谈，或在议事，或在讲述家长里短，真实生动。由于这里出土了滇王金印，既是滇王的陵寝陪葬的东西，一定是滇王生前所珍爱的物品。

在古滇国的青铜器装饰物中，有很多表现猛兽格斗的激烈场景。在描绘动物题材的扣饰中尤以刻画虎豹凶猛形象的最多。在其他青铜器上，刻画虎豹者也很常见。有的青铜器常饰以虎豹纹，有的将器耳铸成虎形，有的青铜器刻画饲虎形象，也有的在青铜器上雕铸蟠蛇立虎的铜柱图像作为奴隶主权威的标志等，这些足以表明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滇人的崇敬。

古代滇国青铜兵器上的雕饰造型，大致可分为表现动物与人物两大类。动物雕饰继承了古滇国青铜器写实性强的特点，以表现动物的体态行为为主。古滇国青铜兵器上的人物造型则显得更加丰富多彩。石寨山６号墓出土的吊人铜矛，就是采用较为简洁明了的手法，在矛上两侧各吊一圆雕裸体人，双手反缚于身后，头发下垂，脸部表情苦楚而无奈。

这些青铜器具，带领我们走进古滇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农耕、祭祀、狩猎等社会生活场景。在青铜器上的滇人牵牛图，是用绳索拴着牛角或牛颈部牵牛，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滇人的青铜器文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我们书写了一部当时的社会生活史。

四川西昌、会理一带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扁平镂孔无格剑等，四川泸沽湖以北盐源等地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螺旋纹柄山字形格剑、曲刃铜矛等，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一字形格剑、威宁及赫章一带出土的青铜器，都是滇池地区考古常见的器物，证明当时以滇国石寨山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已辐射到云南各地。

古滇青铜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既是文化延续的象征，也是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同时还是博大精深的民族艺术宝库，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

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四人乐舞铜像

神秘石寨

展现远古民族融合的时代记忆

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石寨村及附近的村民，偶尔有人在山地里挖到锈迹斑斑的矛、剑等青铜器，但不知道有何用处，有的随便丢在门背后，有的拴上绳子让小孩拖着当玩具玩。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一位古董商带着几件青铜器来到省博物馆，让馆里的专业人员帮看看是什么时代的文物，有没有价值。经博物馆业务人员初步鉴定，这些青铜器不像是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尤其是那斑斓的铜绿锈色和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及民族风格的装饰物，更是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这批青铜器很可能是云南某一地方出土的，于是将这些青铜器买了下来，留着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决定在石寨山进行一次试掘，由孙太初、熊瑛、马荫何三人组成发掘队来到石寨山，这次试掘了石寨山M1、M2两座墓葬，出土青铜器100余件，出土的铜鼓和两件铸有纺织与祭柱场面的贮贝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滇池区域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来昆明，看了石寨山出土的精彩青铜器，非常惊叹，把它称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

1955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50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多数是青铜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等。在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雕刻和铸有许多图像，其中有杀人祭祀、战争、纺织、纳贡、运粮上仓等场面。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金质“滇王之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上有四个标准的汉篆“滇王之印”，印面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印的背上盘绕着一条蛇，背有鳞纹，蛇身盘旋，蛇头高昂，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光彩夺目。“滇王之印”的出土，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历史，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从此，沉埋了2000多年的古滇王国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石寨山是东南亚和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青铜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代表了云南和东南亚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曾和安阳殷墟、陕西秦俑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出土奇迹”。这些可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媲美，被国际文博界誉为“独步世界的收藏”的文物，勾勒出足以令彩云之南骄傲的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滇王国与滇文化轮廓，显现了云南古代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

2021年，石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列入国家文物局“十四五”时期大遗址。2022年，河泊所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在“考古中国”发布、上榜央视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项目，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

千人“挝乐”宋光旭/摄

美美与共

形成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和美画卷

晋宁历史悠久，是云南青铜文化的中心和伟大航海家郑和的故里。这里文化底蕴深厚，世世代代的晋宁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富有魅力的古滇文化、郑和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晋宁文物古迹众多，有石寨山古墓群、河泊所遗址、马哈只墓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是联系晋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也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末期，楚国大将庄蹻入滇，麾下兵将融入古滇，用辉煌的青铜文化，以记其功绩。而在滇国青铜器中，滇王金印上有“滇王之印”四字，是汉武帝赐给的，向滇王授印，标志着滇国正式纳入中央版图。自2022年以来，发掘了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辖县官印封泥在内的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并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现象。这些发现让尘封的古滇国、城市、聚落逐渐显露端倪。值得一提的是，滇国相印封泥等大量封泥及公署文件简牍的出土，不仅与早先出土的滇王金印相互印证，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还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河泊所遗址出土官印封泥涉及的行政区划，既包括益州郡下辖的“滇池”“建伶”等县，又有周边郡级行政单位“犍为”“越巂”等，表明这是一个主要的郡级行政中心；官方文书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期开始对西南边疆实施有效管治；“长乐未央”瓦当、涂朱瓦当及花纹砖、铺地砖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存在较高规格的建筑。

同时，实证西汉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过程。河泊所遗址系列考古发现，厘清了滇中区域从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毛驴戏

河泊所遗址除了发现大量封泥和简牍外，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这些遗迹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先滇文化时期，这里主要是有着干栏式建筑的村落；滇文化时期，出现半地穴式、地面起建的房屋基址密集聚落；汉时期，出现原生聚落和中央辖郡等形态共存于一体的复杂融合。这一变化说明，古滇文明汇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过程是渐变式的，是相互借鉴、互相融合型的；而不是替代式的，你死我活型的；总体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点。

在古滇国时期青铜贮贝器的盖子上，相关学者们发现，这些铜盖上有结髻的滇族人和编发的昆明族人，和《史记》的记载完全相符，还从中发现了北来的氐羌人、南来的越人、西来的濮人，甚至有南亚和西亚人等——这部“从地下挖出来的历史”足以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滇池地区就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大熔炉、大舞台。

时至今日，这种格局依然被传承、被弘扬。在晋宁，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形式多样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和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特色，调子会、火把节、秧佬鼓、独龙舞、圣贤画、乌铜走银、特色剪纸……这些历代传承下来的民俗民间文化已成为晋宁各民族的共同宝贵资产。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礼物，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如今，汉、回、彝、苗、哈尼等各民族共居晋宁，各族群众在这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赓续古今，美美与共，代代相传，共同绘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灿烂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