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6省区市专家在渝发布最新考古成果 快来探秘泥土里的西南古代史

左图：云南河泊所遗址俯瞰图。右图：贵州普定穿洞出土的骨制品。（本组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11月9日，第九届西南考古协作会暨西南地区巴蜀文明进程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来自西藏、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6个省区市的考古专家齐聚一堂，发布最新考古成果。

在专家们的娓娓讲述中，一部泥土里的西南古代史描绘出我国西南大地上从人类起源演化到文明肇兴的壮阔图景。

石器时代

石头和骨头中藏着人类文明起源史

距今5.5万年前至距今8000年前，在贵州省安顺市的普定穿洞遗址内，一个跨越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用超过6米的文化堆积层厚度，书写下迄今为止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磨制骨器出土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篇章。

那么，考古专家们到底在遗址的土层内找到了哪些古人类制作的骨器呢？

在普定穿洞遗址内，除了石器时代遗址内常见的石制品，还出土了有机质工具3000余件，它们类型多样、加工精致，主要包括骨铲、骨锥、骨矛头、骨箭头、骨鱼钩、骨叉形器以及牙齿等。

同时，遗址内还出土了动物骨骼残片10万余件，主要来自猕猴、獾、熊、猪、麂、鹿、犀牛等动物属种，它们为古人类制作各种各样的骨器，提供了原材料基础。

除了动物骨骼之外，在普定穿洞遗址内，还出土了丰富的人类化石。考古专家们在这里共发现了3座墓葬，出土人类骨骼3件，随葬骨器5件，而一件初步推断年代为距今5万—6万年的早期现代人臼齿化石的出土，更是为遗址带来了更多待解之谜。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张兴龙说，贵州普定穿洞遗址出土的化石和墓葬，跨越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过渡阶段，对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起源和体质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距今4500—3000年前，在西藏日喀则，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湖滨遗址的出土，展现了数千年前青藏高原上的墓葬习俗。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夏格旺堆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墓葬中发现的大量俯身直肢葬。这个特殊的葬俗，从距今4500年前一直延续了千年时光，却在距今3500年前的时间段，不再出现在墓葬之中。

夏格旺堆说，种类繁多、延续千年的墓葬群，勾勒出了当时不同时期的生产经济、区域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轮廓，不仅揭示了高寒环境中古人的生存策略，而且丰富了青藏高原丧葬文化内容。

大秦两汉

大批文物成民族融合实物证据

近年来，大量简牍在西南不同地区出土。

首先被提及的，是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经过今年的继续发掘，在这个遗址内，专家们已经发现简牍5万余枚，其中文字明显的简牍就有5000多枚。简牍内容包括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名籍、书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等，是还原中央政府对古代益州有效管理的实物证据。

同时，考古专家们还在遗址内发现了超过1300枚封泥，其中，不仅首次发现了“交趾太守章”，完善了古代益州郡与周边郡级的行政网络，还首次发现了“滇王相印”封泥，它是继“滇王金印”等文物之后，有关古滇国的又一重要物证。

蒋志龙说，这些重要文物的相继出土，实证了西汉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有效管辖，揭示了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方式和政治架构，展示了古滇国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而在近千公里之外的重庆，最近也有一批简牍出土，它就是来自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的木牍。在这个墓葬内，出土了包括木牍、耳杯、壶、樽、卮、盘、奁、盂、盒、匕、璧、案、几、人俑、动物俑、车船模型及兵器模型等在内的漆木制品。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燕妮说，他们在一些漆器底部发现有“成市草”的烙印，意味着这些漆器来自蜀地，是成都的漆器作坊制作的，而漆木器的纹饰、器型等具有楚地特征；蒜头壶等器物则是秦文化代表器物。

这些带有不同文化风格的随葬品的出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案例。

盛唐富宋

阡陌古道展现城市发展进程

如果说石头和骨头是石器时代人们的墓志铭，那么，古道遗存和房屋基址则无疑是中国城市发展留下的“墨迹”。

蜀道中的荔枝道就是这些阡陌交通中重要的一部分。

2024年3月至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川陕渝相关文博单位实施了蜀道（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截至2024年10月底，本次调查共发现各级古道203段，自重庆涪陵区高坎子延伸至陕西西乡镇子午镇老街，总里程达到了412.76千米。

这些古道是如何设计的？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汪伟说，就道路选线而言，荔枝道往往沿着山麓等高线（河谷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分布，在重庆梁平北部、四川开江全境、宣汉南部等川东丘陵地区，基本沿明月山、七里峡山、铜锣山之间的较宽阔的山间谷地行进，至宣汉北部毛坝镇进入大巴山脉后，因山势险峻，改走后河河谷，仅于部分路段有截弯取直现象。

而在四川成都锦江区，一片千年前古道和房址遗址的发现，为人们揭开了唐宋市镇的模样。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杨波说，祝国寺村遗址是一处明显经过规划兴建的唐宋时期市镇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的房屋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排水系统发达。三条道路与其两侧的房屋上下叠压。

结合文献记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确认该遗址应该就是琉璃厂窑管理机构和产品集散场所的垍窑镇。该遗址从唐末五代开始形成，两宋时期较为繁荣，宋末元初衰败，这与琉璃厂的兴衰历程极为相似，可以说是因窑而兴，因窑而衰。

杨波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保存得这么好的唐宋时期市镇遗址实属罕见。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唐宋时期的基层聚落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同时这也是唐宋窑业市镇的首次大规模发掘，对认识窑业市镇和窑业流通环节都有重要意义。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