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送一只烧鸡！北平市委书记被关监狱，对北方局的要求暗藏深意

作者：爱军

1931年，由于“左”倾的影响，各大城市无休止地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搞“飞行集会”、撒传单、作讲演，严重破坏了地下工作的原则，将地下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给蒋军特务的破坏以可乘之机。

1931年2月，河北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由于叛徒出卖，河北省委、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的负责人先后被捕入狱，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刘锡五到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公馆”联系工作时，也被“蹲坑”的便衣特务逮捕。

刘锡五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审讯时，敌人指使11个叛徒当场指认、劝诱，要他放弃立场、“转变”思想。在法庭上，刘锡五沉着镇定，坚定勇敢，同敌人和叛徒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经过所谓的审讯，刘锡五被判8年徒刑。1931年冬，他被送到草岚子监狱，开始了长期的监狱生活。

刘锡五虽然身在敌人的监狱，但斗志不减，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没有放弃对敌斗争。为了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应付复杂的情况，狱中的同志经过串联、酝酿，于1932年7月正式成立了狱中秘密支部干事会(即支委会)。先后担任委员的有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刘锡五等人。

刘锡五在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斗争，意志顽强，态度坚决。敌人为了在思想上对“犯人”实施“反省”，经常由监狱训育员分别邀请军法处的法官，来劝“犯人”放弃信仰。刘锡五等人在支部的统一部署下，当法官来“讲课”时，纷纷起来要求监狱当局改善“犯人”的生活待遇，并找岔进行质问反驳，转移其讲课内容，使其无法上课。

有一次，监狱请来一位“神父”来“布道”，当“神父”说“我们尘世上的人，生来就有罪，你们这些犯人也是有罪”时，刘锡五首先反问：“神父自己有没有罪？”“爱国抗日算不算有罪？”

其他同同志也就势追问：“为什么爱国、抗日被人加上罪名，关在监狱，戴脚镣受折磨？”问得“神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此以后，这个“神父”再也不敢来胡说八道了。为了消磨革命者的意志，迫使“犯人”就范，监狱当局不仅在思想上试图搞“反省”，而且在生活上处处虐待革命者。

监狱暗无天日，卫生差到了极点，伙食不是吃馊饭就是霉饭，还限制放风、洗脸时间，不让洗澡、理发，有病不给治疗，甚至打骂“犯人”。

对此，刘锡五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展了一系列斗争，1934年12月，为了反对敌人的“反省”和生活虐待，支部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刘锡五同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50多人整整7天绝食，提出了从政治上、生活上、学习上全面改变现状，包括下镣的要求。

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种种磨难，终于赢得了斗争的胜利。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改善伙食，增加火炉取暖，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并同意重病号下镣、轻病号换轻镣等条件。

由于在狱中进行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敌人似乎察觉到狱中有秘密组织。为了抓到“证据”，1935年春，敌人采取极为阴险的手段，让3名特务打进监狱，一名冒充法官，两名冒充犯人，在狱中千方百计地侦察革命者的活动，搜集“证据”。

虽然大家已有警惕，有所防范，但特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对狱中支部的情况还是有所发现，掌握了一些斗争积极分子的情况。

于是，南京军委会政训处根据特务的报告，判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张振声、韩均、张友清等12人死刑。

他们将12人集中关在两个监房里，加上重铐，不许放风，严加看管，等待执行。刘锡五等面对死亡，泰然自若，作好了为献身的充分准备，他们向组织庄严表示：无数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我们绝不玷污荣誉，等到那一天到来时，要同声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由于华北局势发生剧变，蒋军投降派和日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蒋军党部及其他机关都必须立即撤出北平，敌人也顾不上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犯人”就撤走了，12人幸免于难，但仍然被关押在狱中。

在狱中，刘锡五对敌斗争坚定顽强，是铁石心肠，对同志和战友却一副热心肠。他处处关心和照顾身体不好和没有经济来源的同志，为了战胜敌人的生活虐待，狱中支部发起建立“生活公社”，负责管理日常生活，照顾病号。

刘锡五将家中每月寄来的10元钱和其他有经济来源的同志一起，交给“生活公社”统一支配。每星期从外面买一次东西，首先保证病人需要的药品和营养品。有一年冬天，狱中同志生病的多，有的同志没有防寒服装，“生活公社”无力进行帮助，刘锡五就给他二哥去信，说狱中生活困难，要求寄点钱。他二哥接信后，分次寄去数百元，又陆续寄去一些钱物。刘锡五将这些钱全部交给“生活公社”，解决了许多同志的生活困难。

刘锡五认为，监狱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和学校，不仅能锻炼意志，增长斗争经验，还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在狱中，刘锡五刻苦学习了大量进步书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狱中支部利用一些特殊关系，经常骗过看守，从北平饭店法语图书馆购买一些外文版马列著作，刘锡五阅读了许多书籍。他读书认真，难友们都称他是学习马列的“老学究”。

1936年春，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内抗日运动日趋高涨，不少地方的群众自觉行动起来。但因缺乏干部，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北方局认为，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是宝贵的财富。过去，他们都是领导干部，又经过五六年的狱中斗争考验，是经过多次淘汰、分化后剩下来的精华。因此，1936年4月，北方局准备营救这批同志。

上级经过讨论，同意北方局的计划，指示由北平市地下组织全力营救这批同志出狱。

然而，面对壁垒森严的监狱，北平地下组织没有武装力量，难以武装营救。1936年7月，北平地下组织先后给狱中支部写了两封信，指出，组织上尚无办法迫使敌人无条件地释放你们，你们只有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狱手续，才能出狱，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

刘锡五表示同意组织的决定，但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求先出狱的一位同志出去后，进一步核实情况，如这一决定确是北方局的指示，即送一只烧鸡到狱中，避免上当。后来，北方局派人给刘锡五等送来一只烧鸡，他才打消疑虑，与赵林等同志最后一批出狱。

刘锡五出狱后，在北平的一个公寓休息了几天，即去太原，后经北方局介绍，赶到河南洛阳，带领两个侄儿于1937年春到达延安，先后担任组织部干事、地方工作科科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刘锡五长期在吉林省委和中央监委担任领导，长达五年多的监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和信仰，然而他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与其他狱中同志一起被诬为“六十一人案”，长期被关押，重病没有得到医治，于1970年2月含冤辞世。1979年1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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