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寻书不止

文/杨凯

毛泽东一生热爱学习，酷爱读书。通过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寻书情况，可以体会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进而感受毛泽东对于书籍和知识的渴求。

“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也意味着他无法再像之前那样便利地获得书刊资料。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时提出请党中央给他寄书。他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可惜的是，迄今也没有发现毛泽东信中提到的书单，但从“如饥似渴”“勿以事小弃置”这些文字中，可见毛泽东对书报的渴望。

这种局面到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时有了改变。攻克漳州后，毛泽东赶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他埋在书堆里整整待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物依然少得可怜，唯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半卡车之多。除留下少数自己阅读外，他用这批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和红军的文化生活。

在陕北托人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书

1935年毛泽东等率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工作十分忙碌，但情况相对安稳，毛泽东又开始大量阅读学习。

西安是当时距离陕北最近的大城市，毛泽东多次托在西安工作的同志购书。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让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籍，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而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有意思的是，该电还指出“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但很明显，毛泽东认为买书的钱不能省。

1941年至1942年，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既要面临日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为破解经济难题，毛泽东开始钻研经济理论，广泛搜集各类资料。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他数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写信，要求代购各种经济杂志、书籍及统计资料，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实用民国年鉴》《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央银行月报》《银行通报》《金融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等。这些参考资料对毛泽东统筹考虑制定经济政策、渡过经济难关起了重要作用。

“借”萧劲光的“宝贝”

1936年，从天津中央北方局调到陕北苏区工作的王林，将通过在北平的关系购买的一批图书带到陕北。毛泽东对此印象十分深刻，20年后，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时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的王林等人汇报工作时，还专门提起购书一事，说“书现在还有看，实在感谢”。1965年10月又讲：“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

萧劲光曾回忆过毛泽东寻书的一件趣事。他说，延安时期，贺子珍到他家串门，看到他存了几本军事书籍，就回去告诉了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就专门来到萧劲光的窑洞，以特有的幽默对他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看萧劲光弄不明白“宝贝”所指，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宝贝”就是指《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军事书籍。萧劲光多年之后还记得当时自己的不舍：“我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他。这两本书是我在中央苏区时收集的。长征那样艰苦，过封锁线、爬雪山、过草地，几次轻装都没舍得丢掉，一直背到延安。在建立留守兵团期间，延安的军事书籍极缺，这两本书更成了我的‘家珍’。”毛泽东看到萧劲光十分不情愿，又说：我借去看看，看完后一定还给你。于是，“这两本书就这样‘借’给了毛主席”。

毛泽东寻书是为了读书，他活到老，寻到老，学到老，实践了他在1939年1月说过的话：“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

《文萃报》3206期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