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物中的“工”与“巧”

本文以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灯具为例，讨论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的“工”“巧”观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中的“工”“巧”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三个传统，即工匠传统、知识传统与观念传统。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功能与使用、意象与感官、工巧与雅俗三个方面，梳理了“工”“巧”观念在中国古代灯具设计上的具体体现。

一何谓“工”“巧”

“巧”是一个内涵小、但外延大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下定义的方式，给予“巧”一个似是而非的标准，但究竟何以为“巧”，始终与人们主观的观看视角和思考方式有关。如何理解“巧”，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各有异同。在古代中国，“巧”这一概念于先秦时期即已萌发，且往往与另一个概念“工”相关联。要理解“巧”，就要同时去理解“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的“巧”，常在工与巧的关系中显现。

《周礼·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这里提出了制作良器的四个要素，即天时、地气、材料与工艺。其中前三者的获取都需要机缘，但工艺之巧则在于人为。在工与巧的关系之中，渗透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巧”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在于运用天时与地利，并施“工”于“材”。

《汉书·食货志》云：“作巧成器曰工。”相对于物质性的材料而言，“工”既代表着工匠，同时也代表着工匠所承载的技艺。《国语·齐语》称，“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这里的“巧”指的便是相互展示的技艺，而“工”则是展示技艺的主体。《周礼·天官》中提到“九职”，其五即为“百工”，贾公彦注疏“百工”云：“谓百种巧作之工，所为事业，变化八材为器物，饬之而已。”从中可知，百工化材为器，即为巧作。而在“工”与“巧”的关系中，相对于“材”与“工”而言，“巧”构成了“器”与“工”的纽带。换言之，“工”与“巧”是在由“材”到“器”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并不能截然剥离。“巧”体现在技艺中，技艺的传承则形成了工匠传统。

除了工巧关系之外，《周礼·考工记》在提及“制轮”与“画缋”之事时也提到了“巧”：

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毂也者，以为利转也；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牙也者，以为固抱也。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

制作车轮时，在毂、辐、牙三材齐备后，令材成器的关键步骤在于“和”。画缋是在织物上用染料在局部涂画，或用彩丝刺绣，从而形成五彩绚丽的纹饰，画缋之巧的要义在于“章”。“和”与“章”所揭示的“巧”，不仅表现在从材至器的过程中，这里的巧者之“巧”，既在于其精湛的技艺，同时也在于精巧的设计。因此，“巧”既体现在由“材”至“器”的工匠技艺中，同时也表现于“和”与“章”的设计构思上。

二物质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古代灯具

器物的设计构思，既要考虑器物的意涵所指，也受到形而上的制器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前者在历时性的积累中形成了知识传统，后者则在反复的破立中形成了观念传统。工匠传统、知识传统与观念传统构成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条线索，分别指向“器”“事”“义”三个不同的面向。其中，工匠传统表现的是物质文化中“器”的层面。材料、技艺与人在不同时代和地域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器的制作过程体现着工匠之巧。知识传统表现的是物质文化中“事”的层面。不同的器用功能、不同的使用场合与不同的应用人群，都会使器物的设计变得复杂。器物的材料、器形、装饰与纹样在不同礼仪与习俗的影响下，形成丰富而多元的内涵与指向。这些融于器物之中的知识，在不同的感官体验中，呈现出器物的功能之巧。观念传统体现的是物质文化中“义”的层面。宇宙自然、阴阳五行、生死哀乐、雅俗伦理等观念，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虽然不能直接与器物的视觉造型相关联，但却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渗透其中，揭示出器物的构思之巧。

在制器之巧、功能之巧、构思之巧三个面向上，我们将“工”与“巧”的概念纳入到物质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下。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灯具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用火与照明不仅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同时也与习俗和礼仪密切相关。以何种材料与工艺制作灯具，以何种造型与纹样装饰灯具，在何种场合使用灯具，这些方面中都蕴含着古人对于“工”“巧”的认识。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关于灯具的描绘，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也频见对于灯具的歌咏。在物质形态之上，作为意象的灯烛更是照亮了人们的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