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曹操垂暮之年嗜杀，连杀重臣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汉尚书令荀彧神秘去世，据说在其死前不久曹操送了他一个空的食盒；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魏尚书令崔琰被曹操赐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丞相府主簿杨修被曹操处死。

这三人中，有两人做到了尚书令一级的高官，杨修也曾是曹操的侍卫近臣，却最终都在曹操或明或暗的意志下死去。

对于他们三人的死，从表面上看，原因不一：荀彧是因为在政治路线上和曹操发生分歧，即忠于汉室却不忠于曹氏；崔琰则是因为被曹操怀疑有暗暗讥讽自己的嫌疑；而杨修的罪名则是因为曹操认为他“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在自己去世前百日将其捕杀。

看得更深的，则看到了崔琰和杨修二人的共同点——崔琰是站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传统，坚决支持曹丕继位的；而杨修则是曹植的铁杆死党，明里暗里给曹植出了不少主意。

然而我却要告诉你，除了牵涉到储君争夺的纷争以外，以上三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汉末豪族的代表。荀彧出自颍川荀氏，崔琰出自清河崔氏，杨修更厉害，出身于号称五世三公的华阴杨氏，其父杨彪也曾位列三公。

无论是荀氏、崔氏还是杨氏，都是汉末魏晋时期中原一等一的世家大族。而他们背后所代表的群体，正是曹操最为提防的士族。

前面曾经谈到，曹操的养祖父是宦官，这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政治负担，“赘阉遗丑”的帽子是他一辈子也甩不掉的。而曹操的政治路线，是“法家寒族”制度，这一点又与东汉开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儒家士族”制度形成了根本上的对立。

意识形态上，儒家主张上古三代就是最好的制度，讲求“君臣父子”关系，所谓天下就是一个巨大的家族，某些人天生就要享受特权，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法家则认为天下除了君主以外众生皆平等，无论是金钱还是爵位都要靠真刀真枪真才实学去博取，所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主导阶级上，士族是通过兼并土地、家族联姻、举荐孝廉等手段形成的地方豪强家族，他们有别于贵族，因为他们的官爵在表面上是不世袭的，尽管各个家族之间相互推荐就已经能保证家族代代有人有官做；而寒族则连垄断仕途都做不到，他们在地方上没有形成豪强实力，在官场上也不能确保每一辈人都能做官，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社会结构分子化。

那么在东汉末年，究竟怎样的组合才符合彼时中国的国情呢？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很不幸，尽管代表儒家士族路线的袁绍败给了曹操，可从长远来看，法家寒族依然没能战胜儒家士族。

公元3世纪前后的中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的人口数很少，是不足以养活自己的。为了活命，人们就要抱团，聚居的大家族也就此出现。随后的魏晋乱世，老百姓为了自保，就更要投靠有实力有武器的大族，并形成了当时独特的“坞堡经济”。

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水平下，曹操想要建立的那种社会体制，注定是无法成功的。毕竟，他再看不惯那些士族高门子弟，天下也得他们帮忙治理。毕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在那个信息传播还不甚方便的时代，知识和文化还是基本掌握在士族手里。只要曹操的政府还需要有文官来打理，这些人进入权力中心就是迟早的事情。

对此，曹操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当时的他是没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的；即使有，他也无能为力，除非他能带领当时的中国实现生产力水平的跃迁。

因此，执政后期的曹操内心应该是非常苦闷的——在军事上，想要再进一步统一天下几无可能；在政治上，朝堂之上的反对声尽管在他的高压统治下趋于沉寂，但反对他的物质基础却还没有被拔除，也不可能被拔除。

对于曹操来说，如果不能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解放生产关系（实际上他也根本不会选择这条路），那就只能从肉体上消灭那些阻碍他的人。因此，荀彧、崔琰、杨修便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死去了。通过这些高官和心腹的死，曹操试着想向别人证明，阻拦他实现政治目标的，都没有好下场。

但是曹操通过杀人就能阻挡士族参政的脚步吗？阻挡不住。东汉王朝从开国之初就是建立在豪族政治之上的产物，又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士族早已成为政治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中坚力量。即使有着汉末三国这么一段军阀当道而门阀暂时失势的小插曲，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并扮演核心角色也是迟早的事情。

具体到人身上，就是虽然崔氏、杨氏这种顶级士族受到了打压，但是相对次一些的家族依然活跃，甚至有取代顶级士族的趋势。比如，温县司马氏。

不过此时的曹操已经无暇去顾及这些事情了，实际上，死神已经向他露出了森森的白牙。杀掉杨修后不久，他就将撒手人寰，结束他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