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兵败鲁家港后，蒋益澧为什么会失败？

1856年，石达开兵败鲁家港，蒋益澧大怒：“石达开是我击败，李续宾只会躲猫猫，凭什么拿赏赐。”蒋益澧不辞而别，李续宾没有人帮助“打援”，结果在三河镇被陈玉成打死。

蒋益澧，湘军名将，善于用兵，以“勇猛”而闻名。石达开西征战败，武昌最终陷落，与蒋益澧关系很大，但李续宾是“摘桃”人。

1855年，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节制湘军，进行战术革新。胡林翼改变了曾国藩的战略、战术，从兵力招募到作战指挥，都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确立了“堡垒战术”的基本原则。

湘军名震天下的“结硬寨，打呆仗”，始于胡林翼。但是，该战术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对湘军将领的“分工”，谁负责围城，谁负责抵御援军，谁负责后勤运输。

从收益与风险角度看，围城的湘军压力最小，但收益最大。原因很简单：太平军的精锐部队，都是负责“打援”的队友去迎战、死磕；城池陷落后，围城湘军“近水楼台先得月”，夺取“首功”。

李续宾、蒋益澧，都是湘军名将，且战功显赫。那么，究竟该如何安排他们的任务呢？胡林翼、曾国藩都偏袒李续宾，让蒋益澧去“打援”，对付石达开主力。

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石达开旋即率4万兵马西征，准备解除武昌之围。此时，李续宾在城下修筑堡垒，与太平军对峙，很少交战；蒋益澧则驻扎鲁家港，抵御太平军增援部队。

石达开，太平军名将，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曾国藩就屡次败在他手下，差点投水自尽，狼狈不堪。

单纯看主帅能力，石达开强于蒋益澧，但麾下精兵并不多，4万西征军只有数千两广“老兄弟”，其余都是沿途招募而来。即便如此，蒋益澧压力也很大。

石达开乘着夜色，派兵悄悄渡河，在蒋益澧的东面扎下营垒。次日交战，太平军从正面发起进攻，以火炮轰击湘军阵地，吸引蒋益澧注意力；伏兵旋即从背后冲杀出来，鲁家港遭遇夹击。

蒋益澧见情况危急，亲自率兵出战，手持大刀与太平军搏杀，堵住被炮弹撕下的缺口。湘军一边修补缺口，一边用枪支还击，但太平军攻势凌厉，湘军差点支撑不住。

幸运的是，湘军水师优势明显，杨载福的水师及时赶来增援，炮击太平军沿岸营垒，并登岸焚烧粮食。石达开腹背受敌，又没有水师掩护，只好退兵回营。

湘军水师离开后，石达开再次整顿兵马，一边发炮轰击，一边挖掘地道。太平军在火炮掩护下，手持稻草，匍匐前进，越壕攻击，再次杀到跟前。

蒋益澧无奈，只好向李续宾请求援助，让他带兵从后面杀来，夹击石达开。李续宾不理会，他痛恨蒋益澧平日跟自己争锋，便坐视蒋益澧孤军奋战，无动于衷。

李续宾见死不救，蒋益澧只能拿出必死决心，坚守营垒。激战中，蒋益澧左臂受伤，营垒再次被打开缺口，湘军、太平军进入肉搏战、白刃战，都死伤惨重。

从中午激战到晚上，由于蒋益澧死战不退，太平军也没能攻破营垒，由担心湘军水师偷袭，石达开便下令撤兵，改日再战。

李续宾、蒋益澧闹矛盾，对石达开而言是个好机会，但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军失去了这个机会。石达开率兵回京“靖难”，蒋益澧守住了鲁家港，名声大噪。

石达开败走后，蒋益澧对李续宾的不满到了极点，但胡林翼、曾国藩偏袒他，自己没地方诉苦，便扔下武器，不辞而别，回家“养病”。

史载：“益澧屯鲁港，贼攻之急，请援，续宾置之。益澧大恚，凭垒死守，贼旋引去。益澧遂告归，不待报而行。”

蒋益澧擅自离开，胡林翼很生气，但还是肯定他的功劳。武昌陷落后，胡林翼为蒋益澧请功，被清朝授予知府，赐花翎；李续宾则授予按察使，赏赐更多。

湘军夺取武昌，蒋益澧功劳最大，李续宾则“摘桃”，这是分工使然。但是，蒋益澧桀骜不驯，为人张扬，不愿意屈居李续宾之下，胡林翼、曾国藩又不能一碗水端平，两人分道扬镳。

罗泽南没死之前，李续宾、蒋益澧作为“高徒”，虽说关系不好，但罗泽南驾驭有方，他们都能独自带兵，即便平日有争论，也还能维持合作。罗泽南死后，李续宾接管所部，蒋益澧却要“配合”，他岂能服气。

湘军的“堡垒战术”，围城与打援，两者不可或缺。蒋益澧离开之后，鲍超、多隆阿成为“打援”专业化，协助李续宾，夺取了九江。

1858年，李续宾孤军深入，鲍超、多隆阿远在安庆，不能及时增援。陈玉成抓住机会，在三河镇全歼湘军六千余人，李续宾阵亡。

蒋益澧回家后，闷闷不乐，被冷落了几年。1860年，左宗棠组建“楚军”，便邀请他出山协助，去江浙建功立业。蒋益澧很能打仗，是“楚军”首席名将，很快就搞定了江浙。

1864年，凭借战功，蒋益澧署理浙江巡抚，不久担任广东巡抚，位列封疆。遗憾的是，蒋益澧太耿直，不懂得变通，又跟两广总督瑞麒闹矛盾，旋即被革职。

参考书目：《湘军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