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俞《蜀望丛帝新庙碑记》说起

本文转自：成都日报

蜀望丛帝新庙碑记

成都 □庞惊涛

去望丛祠，很容易忽略靠近阙门的两通石碑。

这两通石碑，一为宋人张俞的《蜀望丛帝新庙碑记》，一为清人张日晸的《岷阳新庙望丛古帝碑》，皆是普通红砂石材，通高不足2米，因风雨侵蚀，已见灰败之相。

张俞是北宋时期郫邑有名的大隐士，也是和文彦博、苏舜钦等士大夫有交游的大诗人。据他在碑记中所陈，望丛二帝合葬新庙落成后，时任益州牧乐安公“命辞来祭”，而“赵君乃躬执祀事”，张俞作为当地名动一时的大诗人，只是领命创作了碑记，而并非望丛二帝合祀祠动议的发起和执行人。

“益州牧乐安公”当指时任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任中师。因任中师是乐安郡大族任氏后人，故称“乐安公”。而“赵君”则指时任郫邑令赵可度。很显然，张俞人虽在野，但却很懂官场规则，将这次可能载入历史并被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新庙落成盛典的功绩，推于成都府和郫邑两级地方长官，而将自己前后多次建言、推动58名邑人联名提交诉状要求寺庙不得侵占丛帝之墓为田地等事功隐到了幕后。

那么，在推动望帝与丛帝合祀并扩建望丛祠这件影响深远的盛典上，究竟是张俞的建言打动了任中师、任中师再责成赵可度完成的，还是赵可度在得到58名邑人的联名诉状后向任中师主动请缨而推动完成的，历史的细部一旦深入，我们就会发现，人性的幽微复杂，绝非碑记所记的那样体面堂皇，也非历史记录的那样全然不用怀疑。作为隐士的张俞和作为地方官的赵可度乃至围绕望丛祠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都不免呈现他们或红或黑的两面性。

赵可度《宋史》无传，张俞的碑记最后留下了一点点线索：“赵君名可度，字叔仪，治郭有称，观其所举可知也。”评价正面积极而且算比较高了。赵可度为郫邑令当为北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他在郫邑还有其他哪些政绩，因查无史料，难以佐证张俞所赞的“治郭有称”是否符合事实。或许在张俞看来，仅因推动扩建望丛祠这一桩政绩而言，赵可度就可以享有这4个字的评价了，所以活该他留名“红”砂石。

在北宋僧人文莹所撰笔记体野史《湘山野录》里，我还是看到了赵可度“黑”的那一面：

范文正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师鲁时谪筠州监榷，郡守赵可度迎时好恶，酷加凌忽。公为邓帅，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于僻郡，乞令就任所医理。”可其奏，遂客于邓。举不如意，凡樽俎语言，皆无悰，侑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双指扭其脸，侑者泣诉于公，公曰：“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硬性。”

仁宗朝名臣、散文家尹洙因坐以公使钱为部将偿还债务事而贬监筠州酒税，时任筠州郡守赵可度是个曲意逢迎、揣测上意的小人，眼见尹洙失势，为了巴结尹洙的对头、时任宰相吕夷简，对尹洙百般凌辱。驻守在邓州的好友范仲淹不得不向尹洙施以援手，请求朝廷批准尹洙到邓州来养病。到邓州的尹洙变得极度敏感而暴躁，但凡饮食言语稍有违他所意，皆不给好眼色。更有甚者，尹洙还要用手指拧人脸。仆人不得不哭着向范仲淹告状，范仲淹知道尹洙心中苦闷，只好劝慰仆人说：这正是龙图大学士坚硬的脾性。

尹洙不久病逝，年且不及五十，诚可伤也。赵可度“酷加凌忽”在其中究竟有没有直接作用，今天已难证实，但他“迎时好恶”的官场姿态，确难与张俞“治郭有称”的赞美相提并论。有人会怀疑说，这样的野史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湘山野录》约成书于神宗年间，神宗距仁宗朝不足十年，即便以仁宗朝1041年和神宗朝最晚的1085年计算，也左不过四十余年。文莹以一个出于尘外的僧人身份，记录四十余年前的仁宗朝掌故，其内容应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在一些地方志里，我还看到了关于赵可度的记录。一是清同治《建昌府志》所列南丰县职官表：“赵可度，（景祐）元年任。”二是民国《南丰县志·秩官》：“赵可度，景祐以大理寺丞任。”两条记录可以佐证赵可度在景祐元年（1034年）曾任南丰县令，但政绩如何，地方志里没有进一步的记录。

从时间线上来看，赵可度任南丰县令在前（1034年），为郫邑令在中（1041年），而为筠州郡守则在后（1047年）。13年间，仕宦3地，都是蕞尔小邦的小官员，其间官场倾轧红黑颠倒的经验教训应该也见识了不少，因此也不排除他开始尚是一个“治郭有称”的循吏、混到后来干脆“黑化”了的可能。

倒是尹洙的气量与格局始终如一。在公使钱案中，御史刘湜借机打击报复尹洙，虽然查无实证，尹洙最终还是遭到了贬官处理。但尹洙从不提刘湜打击报复他这回事，这让好朋友孙甫很不理解，有一天忍不住问尹洙，你为什么从不提这件事呢？尹洙回答说：“他（指刘湜）不过是秉承宰相的意思办事而已，我从不恨他！”

面对害过他的人，尹洙一点都不怨恨。所以，即便赵可度在筠州对他“酷加凌忽”，他也应该一点都不怨恨赵可度吧。

后人总是善良的，他们从此记下了赵可度在扩建望丛祠这个盛典上的“红色”功劳，而选择性忘记了他在打击尹洙这件事上的“黑色”历史。张俞谦退而恭谨的碑文里，赵可度成为总其事的有为地方官，就此名垂青史。

然而，赵可度的“红与黑”，并非孤例。早在南朝齐明帝时期，时任益州刺史刘季连，就已经演示了一个地方官员的两面性，而且好巧不巧，他们都是望丛二帝合葬及望丛祠之成今日规制的关键人物。

按《梁书·刘季连传》，有关刘季连在成都的事迹记录如下：

明帝心德季连，四年，以为辅国将军、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季连父，宋世为益州，贪鄙无政绩，州人犹以义故，善待季连。季连下车，存问故老，抚纳新旧，见父时故吏，皆对之流涕。

这段文字最有意思的在于“犹以义故，善待季连”8字。意思是说，成都人很讲情义，虽然刘季连父亲在担任益州刺史时“贪鄙无政绩”，但面对儿子刘季连继任益州刺史这个事实，他们还是不计前嫌，给了刘季连好脸色。刘季连在见到父亲的门生故吏时的当场洒泪，更像一场红脸动情的政治表演，很快就博得了成都人的好感。《梁书》没有记录他在任益州刺史时将祭祀望帝的崇德祠从灌口移建于郫，并与丛帝庙合并成为合祀望丛二帝的“望丛祠” 的事迹，却对他后来称霸于蜀、办事刚愎酷狠、为政残酷而导致各郡县叛乱此起彼伏的事实记录甚详。或许，刘季连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黑化的酷吏，合望丛二帝祠而成望丛祠的历史功绩，只是他在任益州刺史时偶然正面化的意外收获罢了。

刘季连后来被一个叫蔺道恭的仇家当街刺死，结束了他黑化的一生。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这些黑化的历史，后来竟被慢慢弱化，直至被人们遗忘，他合望丛二帝祠而成望丛祠的历史功绩，却被人们千秋铭记。是历史太过粗心大意，还是人们太过善良而健忘？作为蜀人之后，望丛二帝千秋祭祀不绝有了这个庄严盛大的庙堂，人们似乎理当记住他的“红”，忘记他的“黑”。

张俞对赵可度乃至任中师的谦退，除了他为人通达的一面之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明白一个千古不易的大道理：凡文教大业及盛事之所成，必赖于地方长官之所为，文化人的主张和记录，只是一种微小的襄助，就像供养人和佛像的关系，供养人虽然出力甚大，但是能在高大的佛像脚下留一个微小的印记便应知足，要和佛像平起平坐，那是一种意识和光芒上的僭越，有极高的风险。

因此，在张俞看来，赵可度执行并完成了望丛二帝的合祀和望丛祠的扩建，是可以“一俊遮百丑”的，他这一项光芒万丈的政治作为，足可以遮蔽他那些微弱的黑暗。张俞像无数蜀人一样，只记住了刘季连合望丛二帝祠而成望丛祠的历史功绩，而选择性地淡忘了他那些黑化的历史。

好在还有一块陈皋写下的《杜宇鳖灵二坟记》，让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张俞两次出面力主修复古蜀帝墓的事迹，明白张俞的谦退，确乎碍于他只是一个隐士的身份。

但是每当我想起张俞，正是那个写“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千古名诗的作者时，还是不免为之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