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之祸：从废除丞相到司礼监的崛起

引言

作为古代历史中的两大权利体系，君权与相权之间始终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间的固有矛盾也成为了令历代帝王头疼的难题。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废除丞相，分中书省之权于六部，由皇帝来总领国政。但丞相制度废除并不意味着相权的湮灭，随着另两个政治群体的崛起，相权也逐步被分为两大板块，一块落在由内阁首辅执掌的内阁学士们手中，另一块则被由掌印太监统领的司礼监收入囊中，此后两百多年间，太监们“齐心协力“，共同营造了明朝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霾——

宦官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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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司礼监太监

从“天子家奴”到代帝批红：内监的职权扩张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下令废除丞相制与中书省，国政的决定权从此全归于皇帝一人。为减轻工作压力，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决定设司礼监来协助皇帝处理生活琐事，设文华殿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奠定了后世内阁与司礼监的雏形。

明太祖朱元璋中年画像

司礼监，顾名思义就是掌管宫廷礼仪的内监组织，隶属于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

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司礼监在设立之初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实权，朱元璋以史为鉴，认为宦官大多是用心险恶之人，只能用于料理日常，万不可用做耳目。在这样的思想下，他一方面不允许内监们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严禁他们接触朝中诸司，意图从根本上杜绝宦官干政的可能性。

而据《明史·职官三》记载：洪武十七年，即司礼监设立的第一年，朱元璋还曾命人铸一铁牌置于宫门前，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再一次强调了“宦官不得干政”的铁律。在他的三令五申之下，这一时期的宦官们只能算是天子身边的服务人员，经手的工作多是替皇帝跑腿之类的琐事，所拥有最大权限也不过是是掌管皇城中冠婚丧祭的礼仪（《明太祖实录》）。

这种局面在朱元璋去世后迎来了转变。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成祖朱棣选拔了一批深得自己信任的内监，将他们推上了地方的军政岗位，内监们第一次凭借圣眷取得了实权。到了明宣宗一朝，朝廷在宫中设立起专教宦官读书的内书堂，拥有了文化基础的宦官们不必再局限于简单的服务工作，明朝的宦官之祸至此而始。

“批红”制度

直接影响内监官制发展的，是宣宗赋予内阁的票拟权和相伴而生的“批红”制度。

所谓“票拟”，就是阁臣们在看完外朝章奏之后将自己的批阅建议写在纸上，贴在各奏疏的对面呈送给皇帝，而“批红”则是皇帝在看过奏章后对其中的内容写下朱批——“票拟”和“批红”作为明清特有的制度，用现代眼光来看就是“议政权”与“决定权”。丞相制度的消失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在下放议政权给内阁之后，皇帝很快又面临了另一个难题——只凭自己一人，绝不可能在一天内批阅完当天所有的奏章，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盖印的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应运而生。

经过“批红”的奏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掌印太监与秉笔太监都是司礼监下属的官职，但两者的职权略有不同。秉笔太监负责参与“批红”，按皇帝的意思替皇帝分担批阅奏折的工作，掌印太监则负责“批红”后的审核盖印部分。从制度上看，

掌印太监在明朝“十二监”中最具权势，到明中后期时甚至发展为了可以与内阁首辅分庭抗礼的另一个“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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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都是后话了。在“批红“制度诞生的初期，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仍承担着皇帝秘书的职能—但是却从跑腿打杂的小工晋升到了皇帝的御用文秘。

据《明宫史》记载，明宣宗时期，外朝每日呈送的章奏文书，除御笔批数本外，其余皆由众太监们遵照阁中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进行批阅。职责的改变催生了宦官们的野心，明朝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窃权的内监。

揽权、变法、建生祠：三任掌印太监的“宏图大志”

此人名叫王振，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狠人。传闻他是自阉入宫，又因善于体察人意而受到明宣宗的喜爱，明宣宗封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太子朱祁镇（即明英宗）。

宣德十年，英宗即位，作为年仅九岁的小皇帝身边最得力的人，王振随从太子玩伴一跃成为了朝中新贵，英宗越过彼时秉政的张太后与“三杨”（即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亲自提拔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随着张太后的去世与“三杨”的相继离职，掌印太监王振成为了皇帝在朝中的代言人，而他掌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宫门口那块由太祖亲书的铁牌摘了下来，这块刻着“内宫不得干政”的铁牌至此神秘失踪，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被找回来。

王振画像

随铁牌一起消失的还有皇帝的权威，据史料记载，王振在掌权后“跋扈不可制”（《明史.王振传》），他不但利用职权之便在京中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与寺庙，在朝中大肆地提拔那些巴结他的人，打压与他分庭抗礼的朝臣。

在祸害完同僚之后，王振又将手伸向了皇帝——据《明史》记载，英宗非常喜欢他，甚至一度曾称他为“先生”（帝方倾心于振，尝以“先生”呼之）。于是不安于现状的王先生在瓦剌来犯时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又在行军途中邀请皇帝改道参观自己在老家修建的宅院，导致明军因贻误战机而战败，英宗也因此被俘去瓦剌。

在历经八年的囚禁生活之后，英宗在朝臣的斡旋下回国，通过夺门之变重登皇位，令人意外的是，重新做回皇帝的朱祁镇不但没有丝毫怪罪王振的意思，反而下旨为王振立像正名，祭葬招魂，大约在英宗心里，王振虽算不得一个忠臣，却是他此生最忠诚的朋友。

自王振之后，宦官干政成为了明朝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司礼监的权势日益扩大，逐步发展成为内廷中的又一个“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分庭抗礼，成为了朝中两位“非相之相”。及至明武宗重用刘瑾，掌印太监的职权更是压过内阁首辅，直接触及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甚至到了可以修改国法的地步。

刘瑾的升迁经历与王振非常像，两人都是从太子的玩伴做起，靠曲意媚上而获得了皇帝的青睐，最终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

有意思的是，据《明史》记载，刘瑾年少时十分仰慕王振，曾立志要成为像王振一样厉害的太监。从他后续的发展来看，刘公公不止实现了“成为另一个王振”的梦想，甚至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自己掌权期间玩了一把“变法”游戏。

据《明史》记载，刘瑾当政后不断变乱成法，更改一系列的土地与经济制度，到他败亡后，工部查奏他乱政害人事计十一事，户部查奏他变乱田制十余事，武宗不得不下旨将刘瑾乱改的律法又改回来（八月甲午，刘瑾以谋反下狱。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悉如旧）。

清朝学者赵翼曾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话放在明朝，大概可以改为“江山代有内监出，霍乱朝纲两百年”，若说明朝两百年宦官专权的发端是英宗“倾心”王振，承接于武宗重用刘瑾，那么其巅峰则始于明熹宗对魏忠贤的喜爱。

影视剧中的魏忠贤

与前面两位相比，魏忠贤成为司礼监太监前的身份要特殊许多——他是熹宗的乳母客氏的对食同伴之一。身为皇帝的“养父”，魏公公奉承皇帝的话术也比前辈们更清新脱俗，前辈们夸自己的君主英明神武，魏公公泪流满面地赞熹宗木工活做的好。“好木匠“朱由校因为自己的乳母而爱屋及乌，大手一挥便将朝中政事通通都交给了魏忠，魏忠贤因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目不识丁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忠贤所做的僭越之事实在太多，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了。只举一个有名的例子：在魏忠贤掌权期间，他在朝中的党羽将他奉为

“九千九百岁”

，意为和“万岁”只差一步。而在朝堂之外，彼时全国各地都在给魏忠贤修建生祠，连抗金名将袁崇焕都曾在宁远为魏忠贤建过一座“懋德祠”，以至形成了“百姓只知忠贤，而不知有皇帝”的局面。

魏忠贤生祠

客观地说，魏忠贤的确算不得什么好人，最多只能算是皇帝的一个好用的“工具“。但与前两位相比，他却也做了几件有益于社稷的事。他在明末辽东战役中以军事物资支援了身为“东林党”的袁崇焕，并在皇帝的指示下坚信地支持毛文龙的东江军，尽力挽救了明朝的颓势。

宦官之祸：建立在冰山上的虚假繁荣

作为“一朝登顶，六情俱绝”的天子，皇帝在深宫中最依赖的人往往不是后妃，而是那个在自己身边陪自己长大的太监。这种畸形的依赖在明朝历史中有着直观的体现——通过上文中三位太监的发迹史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过自己君主的童年，或许正是这样的参与填补了皇帝童年的情感缺失，让皇帝在登基后仍愿意将宦官视做最值得信赖的朋友，放权，大约也算是皇帝能给予这份陪伴之情的唯一报答。

魏忠贤画像

明确了这个前提，会发现明朝内监所能做成的最大的事也不过媚上窃权而已，充其量只能算作皇帝用于牵制内阁的一颗棋子，远达不到专权的标准，更无大权独揽之说——无论内监们怎样折腾，皇权始终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死线。

所以明武宗仅凭一道圣旨便能将刘瑾凌迟处死，崇祯帝也能在十七岁时就处理掉魏忠贤。换句话说，宦官的权利是由皇帝赋予的，自然也随时有可能被皇帝收回，看起来可怕的“宦官专权”，其实不过是建立在皇权这座冰山上的虚假繁荣，一旦皇权的庇护失效，宦官们绝不再会有独立生存的机会。

结语

回顾历史，明朝两百年宦官之祸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欠缺的表现。朱元璋不会料到，自己无心的举动会为后代的祸事埋下祸根。皇帝们在利用内监时忘记了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内心也有着自己的盘算与志向——虽然他们的志向在常人眼里愚蠢而可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凭借这些“疯狂”的志向影响了历史，身体力行地给后世的君主们上了一课，无论这一课是好是坏，对他们而言都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