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咸新区北城村发现十六国至隋唐大型部族墓地 生动再现少数民族与汉文化逐渐融合过程

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四个项目中有两个来自陕西。

据介绍，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的北城村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墓地布局清晰、规划有序，延续时间长，生动再现了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

墓地位于洪渎原中心区域，已发掘围沟1处墓葬285座

北城村墓地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城自贸大道以东、北杜大街以北，北杜北街以南的原北杜街道北城村（原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办北城村）村址。所处区域位于洪渎原中心区，北周时称石安原。墓地南距汉哀帝义陵8.2公里，东南距汉长安城21公里。所在区域北朝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有集中分布，如西南1.8公里的唐上官昭容氏墓，东南约4.5公里的北周静陵等。

△发掘现场卫星影像

△北城村墓地正射影像图

△墓地西半部（东北-西南）

为配合空港自贸区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进行了考古发掘。自2021年至今已发掘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

墓地围沟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60米，围沟内墓地面积8万余平方米。围沟平面呈曲尺形，除位于现有市政道路之下，东北侧早年已被破坏外，东南、北及西侧保存完好。

围沟内已发掘墓葬285座。这些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墓道均为东向。

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发现土雕仿木建筑造型

东北部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墓道均有二或三级台阶。已发掘的22座墓葬，除1座为单室外，其余均为前后室，6座墓的墓室还有侧室。10座墓为单人或二人的仰身直肢葬，1座有3人，1座为4人。出土有陶人物俑、陶骑马俑、陶牛车、陶九盘连枝灯、陶灶等器物。在M452墓室内发现有土雕仿木建筑造型，为十六国墓葬中所罕见。

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在十六国墓南侧及西侧

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等距离布置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为长斜坡墓道单室洞室墓，仅有1座为砖室洞室墓。15座墓的墓室有不规则的侧室用以放置尸骨，12座墓葬墓室内有明显的南北横向生土棺床，1座有纵向棺床，3座为不规则形棺床。墓室内尸骨摆放均较为凌乱，应是迁葬而来。多数为单人葬或两人合葬，27例为葬三人及以上的合葬情况。墓葬几乎不见随葬品，仅个别墓葬出土陶罐、陶模型榻等，其中M325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M135出土有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

△M326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

△M135出土的“大统十五年”纪年砖

北周及隋唐墓葬，主要分布在围沟内西侧及空白区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围沟内西侧，呈4列116座墓有序排列。在东北部围沟内侧边缘及十六国墓葬与北魏墓葬分布空白区也有分布有30座。墓葬形制有斜坡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发现人骨的墓葬中单人葬有36座，葬2人的39座，3人及三人以上17座，合葬墓均表现出迁葬的特点。45座墓室内有生土棺床，其中横向26座，单侧9座，双侧及不规则的10座。出土随葬品较少，主要有陶壶、陶盏及铜钱为主，也有一些铜带钩、环及铁器等。

△M94 U型棺床 葬6人

△M34

△M17出土陶器

迄今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

同时开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出土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碳氮同位素、锶同位素、古DNA学、人骨埋藏环境、测年等相关科技分析。

综合现有考古发现与学术认识，北城村墓地是一处具有完整兆沟、兆沟内墓葬规划布局有序的大型部族墓地。特别是东北部东西向呈四排分布的38座十六国墓葬，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最集中的一次发现。

该墓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独立墓园。它上承战国秦以来的独立陵园制度，下启北朝隋唐盛行之家族墓地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墓地墓葬在朝向、间距、深度甚至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表明了该墓地埋葬人群结构的单纯，是研究当时社会基层组织运行模式的全新材料。

丧葬习俗既顽强保持本民族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

△随葬器物表现出的文化融合特点

据历史记载，自东汉以来，匈奴、氐、羌等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徙入关中。

该墓地各时段墓葬均为东向，与同区域已发掘的十六国北朝隋唐墓葬南向的特征判然有别，且从十六国初年到唐贞观年间三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延用，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与稳定性。而墓地内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逐渐产生变化，反映出该墓地所葬人群在丧葬习俗上既顽强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的趋势，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北城村墓地的发掘，对探索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相关祭祀制度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十六国北朝隋唐三百年时段内北方复杂历史背景下长安地区的人群构成、文化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也是从考古学视角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绝佳范例。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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