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封爵何以走向两个极

明朝嘉靖时期开始，大部分有大功之臣都只受到了官职的加封，受封为爵的极少；而与之相反的是，崇祯至明亡这一段时期，各种没什么功劳的将领被轻易封爵，甚至还包括有罪之人。这两种现象看似处在两个极端毫无联系，但其实正是前一种现象导致了后一种现象的发生。

一、嘉靖之前与嘉靖朝爵位的封夺

嘉靖之前的各朝都经历了战事与和平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大功”和“累小功”两种封爵模式为主的封爵制度，其中“一大功”封爵是在战事中立下匡扶社稷的重大功劳而被封爵，“累小功”则是都督一级将领，因长期镇守地方等积功而受封为伯爵，若再有功勋则继续晋升，两者分别对应战事与和平时期，互相补充，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封爵制度。

然而，在明中叶尤其是嘉靖前朝的正德时期，封赏了一大批外戚、内官子弟以及佞幸的武官，略微破坏了原有的合理封爵制度。

正德帝明武宗

明世宗登基后，由于他与各外戚、佞幸武将关系疏远，于是将他们视为潜在威胁。为了集中权力巩固统治，明世宗下诏裁革正德年间各类无功而拔擢或冒封的官员与侯爵。由于世宗曾被强迫认明孝宗为父，因此对孝宗的外戚昌国公张鹤龄与建昌侯张延龄也心怀疾恨，将两人的爵位剥夺。

之后，明英宗外戚安昌伯钱维圻病逝，钱维圻庶兄钱维垣请求继承爵位，明世宗使其家族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相当于降了一级，于是钱维垣的祖母王氏便上奏请求恢复伯爵位，被吏部驳回，明世宗便乘机开了个会讨论外戚封爵一事，援引军功封爵这一祖制，规定除有重大军功之外，其余外戚封爵都只能维持一代，死后子孙不得承袭，此后便少有外戚内官世袭勋爵或冒封的现象。天启时期，虽然魏忠贤把持朝政，冒封自己的子孙为勋爵，但被清算之后依旧如旧制。

《锦衣之下》嘉靖帝

嘉靖时期封爵受到限制的并非只有外戚、内官，还有各位有重大战功之人。嘉靖时期，“南倭北虏”侵扰边境，战争频繁，诸多将领立下了重大战功。嘉靖时期名将沈希仪，斩敌五千余人，之后又任总兵镇守贵州、宣大、广西等地，然而最高官职也只是都督。贵州总兵右都督石邦宪斩敌两千余人，镇守贵州十多年，死后也才被加封为左都督。长时间担任大同总兵的周尚文在升至武官最高品级左都督后，又以战功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傅这类三公职位，可谓是明代武臣中首位担任三公职位的，然而也并没有得到封爵。

周尚文死后，礼科给事中沈束上奏请求追赠周尚文封爵，明世宗勃然大怒，声称：周尚文多次请求封赏，怨念颇多，自己宽容才没有惩治他。之后世宗还将沈束交由锦衣卫问罪，可见明世宗对于封爵的抵触。

明朝武将

嘉靖二十三年（1544），明世宗听从戴梦桂的建议，设悬赏封爵的“封爵黄榜”，以激励将领士兵们离间北虏。嘉靖三十四年，明世宗悬赏俺答、把都儿等北虏首领以及勾结日本的汪直的首级，承诺赐予爵位。后来胡宗宪擒获汪直，但由于胡宗宪手握重兵于地方，为防止胡宗宪失控，明世宗公然背信弃义，只升任其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同时令其一子任锦衣卫副千户，还声称胡宗宪能成功是因为自己“默运玄威”，以天威暗中助力。

胡宗宪

二、嘉靖后至崇祯前的封爵

明世宗时期不遵循军功授爵这一制度封赏功臣，并且设立“封爵黄榜”又不兑现，对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几乎成为了定例。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哱拜反叛，神宗悬赏擒拿哱拜者“与世封”，承诺给予世袭的封爵，同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神宗悬赏擒杀丰臣秀吉与他的部下玄苏者以爵位，后来虽然哱拜自杀，丰臣秀吉逃跑，但将领功劳应当也与擒拿相当，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皇帝许诺的封爵之赏。

明神宗

万历二十二年，辽东总兵董一元大败蒙古土蛮，杀敌四百余人，使蒙军一夜奔逃，明朝的劲敌速把亥的次子把都儿因这一战而身死，然而董一元也只是被升为左都督，加太子太师太保衔。

万历二十七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变，神宗悬赏擒杀杨应龙父子者授予封爵。第二年，兵部侍郎李化龙平定了播州之乱，杨应龙自杀，其子被李化龙擒获，然而李化龙只被加封为太子少保，神宗并未兑现封爵的承诺。

影视剧中的杨应龙（右）

往后各朝，也都曾颁布过“封爵黄榜”，然而因为目标过于苛刻，“封爵黄榜”从未真正得到履行，于是朝廷的封爵承诺便也基本成为了一纸空文。而晚明唯一一次正式封爵也与“封爵黄榜”无关。万历二年，李成梁因为东州大捷而被升为左都督，万历三年又在沈阳之战中大胜，被加为太保。万历六年，李成梁在劈山、海州抗击泰宁速把亥以及土蛮各部的进犯，杀敌超过千人，年末又在海州设下埋伏击败了敌军，“使三万之寇狼狈逃遁”，被称为“二百年来，未有此捷”，既符合“一大功”，又符合“累小功”，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不封爵的理由，这才于万历七年被加封为伯爵，可见晚明封爵要求之高。

三、崇祯及南明各朝的封爵

封爵本为激励文臣武将为国效力的措施，然而嘉靖后至崇祯前这一段时期，皇帝对于封爵十分吝啬，设立“封爵黄榜”又不兑现，失信于文武大臣，致使文武大臣失去了为国效忠的进取之心，因为前朝皇帝对于封爵的吝啬，崇祯时期复社陈子龙甚至还以“乃知汉貂零落，非多不赏之功”讽刺这一现象。

崇祯时期，明思宗终于醒悟到这一事实，于是开始不吝封爵，希望能够激励文武大臣为国效力。崇祯二年（1629），后金兵至北京城下，思宗封带兵支援的总兵满桂为东平侯；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进逼北京，思宗又封吴三桂、左良玉等总兵、都督为伯爵，以期他们能够率兵救驾。然而，之前各朝长期不封爵已经使这一手段失去了对文武大臣的诱惑力，甚至明思宗下诏令吴三桂、刘泽清入京勤王也未得到回应，此时的补救已经太迟了。

崇祯皇帝

之后的弘光时期，弘光帝继续封爵，封守卫长江、淮河等地的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以爵位，当时被称为“四镇”。然而此举并未使他们更卖力为国效忠，反而使他们以此争权斗势，致使内乱频发，加速了政权的灭亡。弘光帝甚至还封已经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胡乱封赏现象可见一斑。

往后各朝也继续实行大举封爵，被封的虽然有忠心为国者，但更多的是割据和扰乱政局者，因此明朝最后的挣扎便成为无用之功。

吴三桂

嘉靖时期明世宗为了集中权力对于封爵十分吝啬，甚至不惜公然背信弃义，而后朝盲目沿用这一制度，不愿信任群臣，封爵也是少得可怜，使封爵这一制度失去了应有的效用。崇祯时期虽然改变了这一局面，但已为时已晚，封爵制度已基本失效，大明的颓势不可挽回。可知君臣之间的信任对一个政权十分重要，若执政者对群臣不信任，那自己也将失信于群臣，无法领袖群伦，这是国家衰微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