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是一场什么样的事变

“庚戌之变”发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嘉靖本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及历史仇恨，拒绝与蒙古人进行贸易，以至于，恼羞成怒的蒙古部落首领南侵大明，甚至，一度打到京城之外，震惊中原。这起事件，充分地暴露出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已初现的腐败迹象。

明朝初年，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残余势力同明朝对立。

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明成祖朱棣于1421年迁都北京，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设立卫所20多处。

可以说，元朝在被明朝取代以后，蒙古国力迅速衰败，体制也在倒退，从而，逐渐被分化为了数个小型部落。到了十六世纪中叶，蒙古诸部中的特土默特部逐渐崛起，成为了蒙古草原上实力最强大的部落。由于，在明朝以前，蒙古曾入主中原，所以，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都明白中原商品的重要性。

所以，特土默特部为了长远发展，他们对来自中原的粮食、布匹、铁器及手工业制品表示了迫切的需要。碍于环境的限制，游牧部落根本无法生产这些商品，只能靠与明朝进行贸易来获取。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能够提供的贸易品非常有限，除了牛、羊、马及其肉奶制品外，基本没有其他商品。所以说，相比于蒙古人对粮食、铁器、布匹的迫切需求，明朝并不需要畜牧产品。

因为，中原虽以农耕为主，但此时的明朝已有成规模的养殖业，肉奶商品自产自销，根本无需通过外贸获取。在这一时期，除了来自蒙古的优良马匹之外，蒙古根本没有贸易品能够吸引明朝人的眼球。

除此之外，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历史仇恨，也是双方无法展开贸易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元蒙统治就是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的，在此之前，中原汉人深受蒙古人奴役。在1449年，明英宗曾被北方民族俘虏。在这场名为“土木堡事变”的历史事件中，明朝天子沦为蒙古人的阶下囚，受尽屈辱。虽然，几年后英宗被放还，但由此引发的“南宫复辟”又给明朝政局造成了不小影响。

可以说，蒙古人不但给明朝统治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在老百姓眼中蒙古人也是无法被原谅的仇敌。所以，嘉靖并未同意蒙古人的要求，拒绝与其通商。到了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为了与明朝建交，主动提出要成为明朝的附庸，并按年向明朝进贡牛羊。

当然，土默特俺答希望的是，自己能在明朝获得爵位，双方开展贸易活动。嘉靖采取的态度与之前一样，面对前来朝贡的蒙古使者，嘉靖丝毫不予理会。俺答久久得不到明廷的回应，于是，气急败坏的俺答决定：给大明一点颜色瞧瞧，让中原皇帝正视自己。

同年六月，特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带着一支军队，南下中原，直逼山西大同。面对汹汹来袭的侵略者，大同总兵仇鸾非但没有主动抗击敌人，还派出使者与敌军进行沟通，用一笔钱“打发”了俺答，让他去攻打其它地区。就这样，俺答率军绕到古北口，才此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明朝军队，在面对侵略者时就像是纸老虎一样，非但不能战胜，还输得十分憋屈。俺答从北到南，打了几场仗，所遭遇的明军虽然人数庞大，但是，没有一人是蒙古人一合之将。打到京城后，俺答所遭遇的，号称大明禁军的精锐也都是些乌合之众，被蒙古军队打得丢盔弃甲。

更让俺答惊诧的是，高坐在庙堂之上的嘉靖和文武大臣，他们根本没想到大明将士如此不堪一击，早年的“土木堡之变”竟要在京城重现。事态紧急，嘉靖不断将圣旨发往全国各地，征调各地的藩镇的军队进京。最终，藩镇的军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来到北京城下，与敌军对峙。

不过，就算是援军已至，明军仍不敢主动出战，与蒙古人分出高下。由于事态紧急，所以，来到京城的藩镇军队大多缺乏粮草，就算他们不与蒙古人打仗，恐怕也会饿死在北京城外。值此之际，嘉靖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希望他能够带领各藩镇击破蒙古人，一雪前耻。

仇鸾领兵后，非但没有与蒙古人作战，反而在京郊率军抢劫。当时，京郊的老百姓都说，明军比那些南下的蒙古人还要不堪，简直像禽兽一样。可惜的是，当时的朝廷，主战派的呼声不够响亮，主和派在整个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宰相严嵩命令：京城的各个将领，千万不能与蒙古人作战，一切以议和为主。

于是，明军龟缩在北京城内，任由蒙古人在城下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俺答率兵劫掠期间，意外俘获了明朝太监杨增。俺答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凭自己的军队，在城外与明军打游击尚能取胜，一旦硬碰硬地进行攻城战，绝讨不到好果子吃。就这样，俺答释放了杨增，让他作为使者，与朝廷进行沟通。

在俺答的书信中，蒙古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看完了蒙古人的来信后，朝中文武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应该以京城为重，立即与蒙古人和谈;还有人认为：要先安抚住蒙古人，从长计议。礼部尚书徐阶虽然不敢直接与严嵩叫板，但至此国难当头之际，徐阶也顾不上自己的前途了。

于是，徐阶对严嵩义正言辞地说道：“蒙古人已经打到城外了，还要任由他们欺负吗?”嘉靖立即询问徐阶，有没有盘桓的余地。徐阶的办法非常直接，那就是继续拖，等到距离较远的藩镇军队集结，明军就能以人数优势轻松战胜蒙古人。于是，嘉靖一面派人应付俺答，一面继续征调全国各地的勤王军。拖了几天之后，俺答发现京城周围的明军越来越多，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连忙指挥军队撤退。

听说蒙古人想跑，嘉靖立马派兵部尚书丁汝夔率兵追击。得到皇上的命令后，丁汝夔立即着手做出准备，然而，事态紧急，他不知此战是吉是凶，于是，他便做出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请教严嵩。”严嵩是个坚定的主和派，他告知丁汝夔，此战关系重大，若战败结果绝不是丁汝夔能背负的，应该劝圣上收回成命。于是，丁汝夔成了严嵩的棋子，来到嘉靖面前劝其放弃追击蒙古人。

嘉靖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将丁汝夔打入大牢，没过几天，就命人砍了他的脑袋。蒙古人已撤至关外，明军失去了追击的时机。至此，这场发生在明中叶“京城保卫战”竟以这样以戏剧化的形势收场了。在返回北方后，俺答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并言明：“若是得不到满意答复将继续南侵。”在后来的和谈中，明朝答应了俺答的要求，与其互通交易。

编修《明实录》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虏自壬寅(1542年)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

不过，由于双方的贸易是建立在俺答武力胁迫下的，所以，嘉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双方正式通商进展缓慢，明朝方面始终在应付。随后明廷加强防御措施，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总三营为戎政府;修建北京外城，置蓟辽总督大臣，辖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募山东、山西﹑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直到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到明朝，这一起偶然事件，终于促成了双方的贸易关系。

那么，这起“庚戌之变”又对后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从这起事变的始末，可以看出明朝统治者乃至文武大臣的昏庸和愚蠢，也直接反映出明军急转直下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也表明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

因此，这起事变就像是给明朝敲响了警钟，自嘉靖之后的明朝皇帝开始重视军事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对外的防御措施。

“庚戌之变”后，明朝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明朝的防务也有了一定水平的提升。可以说，若没有这场历史事件，明朝根本意识不到军事方面的缺失。蒙古人的入侵，总算是让明朝有了亡羊补牢的机会，军事实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庚戌之变发生后，明朝终于开始恢复与蒙古之间的贸易，虽然，进展非常缓慢，但是，却呈良性发展的态势。我们知道，这场贸易虽然有利于蒙古的需要，却同样能够维护双方的外交，对明朝的发展也有一定好处。不过，由于嘉靖始终碍于面子，以至于，互市贸易停停走走。

最终，由于明朝的拖延，俺答数次犯境，南下侵扰，给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1570年，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议终于签订，俺答顺利地被明廷封为顺义王，他所在的部落也成为大明的藩属。从这以后，双方的贸易关系得以维持，长城一带终于重归安宁。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似乎一切都要归咎于软弱求和的严嵩。实际上，严嵩只是明朝大臣中的代表，除少数几名主战大臣外，大部分大臣都抱着和严嵩一样的态度。

那么，为什么国难当头之际，大臣们会有这种表现呢?

其实，这种偏安的思想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是嘉靖的态度决定了一切。其实，若嘉靖及早意识到双方贸易的好处，或积极主战解决外患，这起事件根本不会发生。

所以，“庚戌之变”的始作俑者，实为嘉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