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皇帝的权力与中兴

隆庆皇帝虽然很少像自己的父亲嘉靖皇帝独裁独行。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缺点，比如爱财如命，又贪图享乐。隆庆皇帝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敢于放权，他很少干涉朝政，也很少参与朝廷的运转。这使得明朝的朝政在隆庆年间依旧在内阁大臣的指导下改革，并且为万历年间的改革埋下了伏笔。可以说隆庆皇帝是一个中兴之主，这种中兴属于隆庆皇帝的无心之举。

明代江山的濒临崩溃

在隆庆皇帝继位之前，明朝的江山在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手上运行了六十年，这六十年明朝实际上已经濒临崩溃，正德皇帝在位期间纵欲放荡，巡幸耀武。他修建豹房沉溺享乐，把政治搞得十分败坏。但是紧接着继位的嘉靖皇帝则是另外一个极端，他统治大明帝国四十五年，在这四十五年里大明帝国陷入了崩溃。

嘉靖皇帝本人并不懒惰，智商也很高，思想反应也很敏锐，特别是在关系到本人威望和利害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但是嘉靖皇帝登基以后，牢牢抓住权柄，而且喜怒莫测，果于杀戮；遇事坚持定见，固执不移；性格多疑，绝不允许逆耳之言或异议存在。

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十分喜好神仙术。这个神仙术，是道教的一个分支，并不是正道，也就是脱离清苦的修习，而是大力实行斋醮、符咒、扶乩、祥瑞、烧炼、制合春药、求长生不死等邪术的分支。嘉靖皇帝沉溺于这种修炼方法，对国家社会政治产生极坏的影响。嘉靖皇帝本人衰弱多病，这也是嘉靖皇帝沉溺神仙术的原因。但是迷信神仙术给国家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第一就是大兴土木工程。嘉靖皇帝的几大手笔是：把自己出生地安陆升格为承天，并将旧王府改建为卿云宫，另在当地建造龙飞殿以飨玉帝。在北京加建玄极殿、玉芝宫等，又在西苑督修仁寿宫并遍设玄坛。在方士陶仲文的故里黄州建设雷坛。

这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都放在嘉靖皇帝的个人玄修事业上。

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四月，工部尚书温仁和上疏切谏，他在文书上诉说：“二三岁间，内外大工，如宫，如殿，如宇，如坛，如厨库，如陵坟，如碑，共费六百三十四万七千有奇，而承天所请又一百七十余万，今尚工三十余所，藏竭矣，请务其急者。”

温仁和一针见血地指出嘉靖皇帝的弊政，但是他本人被嘉靖皇帝看中，所以没有受到伤害，而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等人上谏，不是遭到贬谪就是被抓送往锦衣卫的镇抚司。其实这种事情在当时普遍存在，太仆寺卿杨最曾经指斥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们，说他们是以欺妄取宠的骗子，奏请立予斥逐。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大怒，把杨最抓去诏狱，使用杖刑痛打，杨最在杖刑中被活活打死。

其实在嘉靖皇帝看来自己的行为是在玄修成仙，这些人的劝谏是打扰了自己的修行。如此一来，大肆修建土木工程和一意玄修就无人敢于阻止。而民生则是陷入凋敝。

嘉靖五年（1526年）直隶御史张珩即上疏痛陈局势的危急，他说：“顺、永、保、河四府之民，腹心之荣卫也。臣顷按其户口，死徙过半而征徭之旧额犹存；官吏之朘求无已，重以岁比不登，穷民去而为盗，是病且及腹心矣，不可不为之虑也。”

而当时的最富裕的江南一地也是哀鸿遍野，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兴府的各县遭遇大荒。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再次大荒，平湖、海盐十分严重。江南一带本来经济发达，除了一部分是以耕田为生，大部分都是以纺织业为生，但是在遭遇大荒之后，木棉干死和粮食歉收，人民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皆束手待毙。《祐山杂说·甲辰荒变》记载：“水上浮尸，及途中饥殍，为鸢狗所食者不可胜数。”

但是官府不管依旧催收课税，衙役们拆屋，甚至逼迫百姓卖掉自己的老婆孩子。“又官粮逋负，苦于催科，田无所售，则拆屋货之苏、湖各邑；不足，即鬻妻女于宁、绍。”可想而知嘉靖年间百姓身上的重重苦难。

第二，重用严嵩。严嵩此人擅长揣测嘉靖皇帝的心意，此外他的儿子严世蕃比父亲更加会揣测皇帝的心意，他们在专权之后贪污成风。

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广东道试御史就揭露严嵩的买官的价格。文职官员里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武职官员里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此外，刑部主事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两，从而转官吏部。甘肃总兵仇鸾被革职后贿赂严嵩三千两银子，出任宣大总兵。

杨继盛在弹劾严嵩的时候，文书中有言：“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把严嵩贪污受贿下的困苦民生展现了出来。当然嘉靖皇帝并没有听，在严嵩的挑拨下，嘉靖皇帝把杨继盛关入监狱，最后杨继盛被杀。

严嵩倒台之后，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朝廷查抄严嵩的家产时，清理出金32960两，银2027090两，另有珍宝无数。

第三，北虏南倭的困扰。

北虏一方面是套虏的危害，在明英宗之后由于明代边防力量的衰落，导致大批蒙古人南下河套地区，他们对于周边的明朝地区形成极大的危害，所以被称为套虏。另一部分则是蒙古鞑靼部，他们要求和明朝举边市贸易，但是嘉靖皇帝拒绝，这使得蒙古人频频和明朝发生战争。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于是不断南下进攻明朝，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汗进攻山西地区，杀戮百姓二十万，劫掠牛马约有二百万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由于边防空虚，俺答汗由蓟镇突破，居然攻打到了北京。最后是蒙古人主动撤兵，嘉靖皇帝才喘了一口气。此后俺答汗和明朝战争不断，这使得明朝疲于应付。

南倭则是明代的大患，倭寇的侵袭在明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发生，一直到明成祖时期击垮了倭寇，这才导致倭寇的踪迹变得断断续续，但是倭寇一直存在，在嘉靖皇帝当政期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混战之中，大批日本武士成为浪人，而且又有一部分日本大名直接参与劫掠，于是就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倭患，面对倭寇的数次来袭。嘉靖皇帝先是派朱纨前去平定倭寇，朱纨在打造战船，严守海防之后守住了东南，但是他的行为比如攻打双屿岛，就严重损害了当时闽浙一带豪族的利益，于是朱纨被弹劾，嘉靖皇帝听信谗言逮捕朱纨，最后朱纨自杀。张经是嘉靖皇帝启用的第二个用于对付倭寇的大臣，张经本来对付倭寇得心应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张经大破倭寇，斩首两千级，但是张经被严党弹劾，最后被嘉靖皇帝处死。最后一个是胡宗宪，胡宗宪的表现不错，逐渐消除了倭寇，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和俞大遒在广东攻破残余的倭寇，倭寇的大规模侵扰才算结束。

嘉靖皇帝留下的江山，到了隆庆皇帝时期急需改革

隆庆皇帝十分信任高拱、张居正，他本人基本上是在深宫享乐，于是隆庆年间的改革都是在高拱、张居正手上完成的。

他们首先对于吏治进行了改革，在高拱的主持下，首先制定严格的人事纪律：凡是领凭而不到任的官员，一律免职降用。查实有据的贪官一律革职，永不续用。被弹劾的官员一定要查实证据然后才能处罚。对于冒牌的官员一律严惩，对于冗官冗吏一律裁除。同时大批启用当时的名官名将，比如谭纶、戚继光。同时高拱要求在兵部加设四个侍郎以面对当时战事，这种人事改革一反嘉靖年间的官场人事，由于隆庆皇帝不干预，这种政策延续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对于嘉靖以来的浑浊的官场有很大改善。

在应对俺答汗时，高拱提拔王崇古总督宣大山西的军务，以对付当时的鞑靼诸部。王崇古到任后，多次打退鞑靼的进犯。而且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和他的孙子把汉纳吉发生矛盾，把汉纳吉逃亡明朝，明朝以此为机会强迫俺答汗封贡，最后使得嘉靖年间的边患减轻。

采用了一条鞭法和清量土地。一条鞭法就是把所有的徭役和税收都折合成银子，百姓只需要交给银子，徭役由政府出钱雇佣那些愿意服徭役的人，它简化了收税的步骤，也减少了政府的用人，可以是一大良政。同时大力丈量土地，以土地的多少来征收赋税，明代在中后期大量的豪族侵占土地，而他们却对于国家谎报土地数量以此获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高拱和张居正采用了丈量土地的政策，让大土地所有者缴纳赋税，他们用的就是海瑞，在隆庆三年（1570年）夏，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外放应天巡抚。辖区包括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天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海瑞全力摧毁豪强势力，推行“一条鞭法”，丈量土地。但是这项政策受到了豪强势力和士绅的抵制。

高拱和张居正对于商业也多有爱护。当时商业由于“士农工商”观念的影响，导致商人的地位低下，而另一方面则是官府长官和官府衙役的欺压，这些官府的人有着种种陋规盘剥商人，甚至还有官府的敲诈勒索。商人只有依附于政府官员才能够生存。在隆庆四年（1570年），高拱上书请求体恤商人，他一是打压那些盘剥正常商人的官府官员，二是以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难易程度来缴税以此减轻商人的负担。

这一系列内阁大臣主持的改革使得明朝的元气得到了恢复，明代还能够延续近一百多年，也得益于隆庆年间的改革和隆庆信任的大臣，比如高拱、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张居正用了十年的改革试图把控大明王朝，把他拉回正轨，但是张居正去世后，隆庆改革和万历改革的成果被万历皇帝废除，大明王朝也就开始朝着崩溃走去。

隆庆皇帝虽然没有参与隆庆年间的改革，但是他信任的改革派高拱，张居正把隆庆年间的政策实行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这给予明朝一定的活力。可以说隆庆皇帝在无意间做了一次中兴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