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明清皇帝“工作”上的异同

明朝皇帝相对清朝的同行，在“工作”上表现得更为懈怠。一些人也觉得明朝皇帝们的“摸鱼行为”是大明最终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明朝皇帝们被诟病怠政的依据之一，不上朝（朝会）。

例如明世宗在“壬寅宫变”后，就急速降低上朝频率，最终罢朝二十年。他的孙子神宗更甚，从万历十五年就开始厌烦上朝，直至万历四十八年驾崩。但实事求是地说，清朝皇帝整体上参加朝会的频率还不如明朝皇帝们。

明朝除遇特殊天气、大丧（皇室驾崩、薨逝等），依制每日都要举行朝会。除了世宗和神宗这对爷孙，明朝其他皇帝参加朝会都还是挺积极的。就连最爱玩的明武宗，不出京巡幸时，基本每日都会参加朝会。

有明一季，官员对朝会的厌烦实际上远甚于皇帝。宣德六年六月初八鸿胪寺官员统计，文武官早朝一次不到者500多人、二三次不到者300多人。弘治朝每日在午门外老实待朝的官员是越来越少，晨钟一响却有千余乌鸦飞起，朝会也由此被戏称为“鸦朝”。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其说朝会是处理政务，不如说它是一种“洗脑仪式”。

鸣鞭奏乐、三跪九叩之后，官员们并不能随便上奏政务。优先处理的是官员的入京觐见和离京请辞，其次是下发和颁布皇帝旨意、诏令，然后才轮到各部司官员奏报事务。

皇帝常规不会直接给出旨意，朝会规则也不允许官员们就政务展开讨论。除此之外这个环节还有时间控制（早朝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时辰），不是所有官员都机会奏陈。可以看出朝会主要在处理一些简单或程序性的事务，不过这也不是避重就轻。

比如吏部奏报某地知府病故，某某官员是否可以补缺。皇帝想要负责任地回答，起码要先去了解、比对候补以及可升迁官员的资料吧。某地出现灾荒民变，更不是朝会上拍脑袋就能决定的，它需要各部司配合给出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所以朝会注重的重点是仪式和参与感，旨在鼓舞皇帝和官员们勤政实现天下大治的决心，进而凝聚天下民心。有点像学校组织学生们晨起喊誓师口号，不能说没用，但是天天搞绝对会让人厌烦。

正是由于皇帝、官员们对于朝会不热情、不上心，对于皇朝的实际政务处理影响不大。所以清朝将朝会改为5~10天举行一次，而且天气不好一样取消。

明朝皇帝们被诟病怠政的依据之二，沉迷个人爱好而不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观点冤枉明朝的皇帝们了。皇帝维护自身皇权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独立使用皇权，而处理政务不论质量如何，其本质就是使用皇权。历史上的傀儡皇帝们即便是想玩，不也得先看权臣眼色么？所以明朝皇帝们为了自己的个人爱好，也会积极处理政务。

明武宗再荒废朝政，每次离京也不忘要求内阁将需处理的奏疏按日递送给他。明世宗虽然痴迷修仙，但每天和神仙沟通完，他也会处理政务直至深夜。明神宗虽然和朝廷搞崩了，但他并未放弃朝政，只是将帮手从官员变成宦官而已。如果明熹宗为了奶妈和木工彻底放手魏阉，真得感慨忠贤乃千古第一忠臣了。

可以说明朝皇帝们对待政务的态度和清朝皇帝们并没什么两样，两者的区别主要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 相对于清朝，明朝皇帝不能有效调用官僚资源。

首先，明朝皇帝们轻易不召见大臣。

以君臣关系最融洽的弘治朝为例。李东阳在弘治八年入阁，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才首获皇帝召见。他在《燕对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惊诧和激动，“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而第二次和第三次召见，分别是弘治十三年和弘治十七年……

注：自正统朝内阁大学士正式参政开始，明朝皇帝从未亲临文渊阁与大学士们会晤。

内阁大学士尚且如此，其他官员想见皇帝（朝会除外）的可能性就更低了，而且明朝召见大学士最勤的反而是“怠政”的世宗。所以明朝皇帝和官员沟通的主要渠道是两种间接方式，公文和宦官。

皇帝和官员其实很难通过公文来沟通。因为皇帝一旦批复了某位官员的奏疏，即便官员有异议，从制度和律法上也无权反驳，而且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也不会推翻自己的成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官员们会先通过传送“小纸条”（揭帖）的方式和皇帝沟通意见。

但是“小纸条”不是谁都能传的，一般只有内阁大学士或个别皇帝宠臣才有这个资格。而且这种方式保密度不高，官员和皇帝也都不敢把一些事情说得太透（万历朝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就因揭帖外泄而被迫下岗）。

通过宦官传递意见，一是加重了宦官政治，让明朝进一步陷入朝廷、宦官双规制而降低行政效率。二是宦官自己的主观意愿，也会“改变”皇帝意图以及影响最终的处理结果。明朝官员们说得很多的“内臣矫诏”，主要就是在说宦官们“曲解皇命行私事”。

明朝君臣之间的沟通问题，直到崇祯登基后通过设立“平台召对制度”才部分解决，但此时大明已摇摇欲坠了。

注：明朝皇帝不召见朝臣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明英宗登基之初因过于年幼，难以在召见时维持君王威仪，二是明宪宗因口吃而不愿意召见外臣，所以不召见成了惯例。但主因还是明朝没有召见朝臣的具体制度。

清朝皇帝在这方面做的就比明朝好。

雍正设立军机处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皇帝和朝臣之间的信息交互，皇帝每日第一要务并不是参加朝会，而是接见首席军机大臣。听他汇报之前政务处理情况以及新收事项，并口传处理要求和意见。

注：清朝皇帝首肯军机处的处理方案后，会口述最终决策并要求军机大臣拟旨，经其确认后才会加玺成为正式的圣旨或者诏令。

到了乾隆朝为提高效率和防止遗漏(召见时军机大臣不能做笔记)，改为每日全体军机大臣一起向皇帝汇报。这样在理论上，皇帝通过军机处就确保每一项政务处理，都能贯彻自己的意图。政务处理的效率相对于明朝同行，提升不少。

其次，明朝皇帝和地方之间基本没有直接接触渠道。

明朝地方官员（包括督抚）的各类事务，需经自己上官审核后才能报送朝廷。上奏到朝廷的地方事务也不会直达御前，先经司礼监分类，被“认为”可依规办理的会直接转六部处理。其余经内阁票拟后，再送司礼监批红并下发执行。

皇帝如果想向某地下达旨意，一般也不是直接传旨。先将旨意下达到内阁，由内阁票拟并草诏，皇帝在此基础上加玺后才形成正式圣旨。不经内阁直接下旨（中旨）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种圣旨威信要低一档，官员们会诟病，部分官员甚至会以“内臣矫诏”为由拒绝执行。

清朝皇帝在这方面就高效和直接太多了。康熙、雍正两朝建立起成熟的“密折”制度后，被授权的地方大臣可以越过上司和朝廷直接向皇帝奏报，皇帝也可以越过朝廷直接命令地方大臣。整个过程都处于保密状态，朝廷各部司、官员除非皇帝授权都无权知晓或干涉。

然而清朝的皇帝虽然拥有这么多便利，他们普遍也对处理政务、治理皇朝颇具热情和耐心，但是他们统御皇朝的实际效果并没比明朝的同行高多少。

因为皇帝的集权度以及皇命的执行效率，并不代表政务和国策的决策质量，或者可以说集权的皇帝本人其实才是皇朝政务处理的最大障碍。

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对一个庞大皇朝的提升作用更是微乎其微。皇朝兴衰更多在于，是否有恰当的规章律法、这些规章律法是否能被有效执行，也在于皇朝的基础条件和有没有拖累。

这也是为何所有皇朝初期都好于中后期，因为各大皇朝前期皇族、官僚还未臃肿，改朝换代的战乱让大量土地被释放等等。社会矛盾不尖锐、朝廷的财政负担小，制定以及革新各类政策的限制和掣肘也少。

一些人认为集权之后上下一个声音，必然会排除内部纷乱进而政令通达、效率倍增。但这只是美好的想象，事实却是政务更难被有效处理。

国策和政务，实际是由皇帝和朝廷配合完成。相对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能力等限制，朝廷这个系统实际更适合运营皇朝这种庞大组织。但当皇帝在政务处理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个人的缺点就会被放大到政务之中。

如为维护皇帝威权，朝廷和官员很难驳回皇帝的错误决定。皇帝个人精力、能力的限制，也让他无法成为全才，进而也不会在各类决策中得到最优结果。官员们为规避责任和不触怒皇权，更乐于成为纯粹的执行人，如遇事就请示汇报、无旨不主动行事等等，也会拉低朝廷政务处理的质量……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清朝的皇帝们在白费功夫，这一点嘉庆和道光应该感触颇深。无论如何努力干活，都只能眼睁睁看着皇朝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