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的错误选择：联虏平寇

对于南明，我们常常不愿多提，国破家亡的一段血泪史带给现在的人更多的是不解。汉朝可以和亲，唐朝可以赐婚，宋朝可以用岁币，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玩了二千多年，到了南明，这套制度就玩不转了，非亡国不可呢，要知道当时满族人口才20万，能上战场的只有6万人。

明成祖即位后定都北京，号称“天子守国门”。主要是为了压制蒙古残余势力。然而北京城毕竟距离边境非常近，又无险可守，有明一代，多次遭遇蒙古诸部和后金的围攻。不过朱棣为了子孙后代计，还创造性地将明王朝的政府机构在南京做了一个ghost备份。是为“两京制”。“留都”南京完整地保留了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各种职司一应俱全。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相同，主要管理南直隶（南京周边14个府、州，因不设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这里是明王朝最富庶的地方）的相应事务。

甲申三月二十九，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的北京政权覆灭。此后，朱棣为子孙设定的政权备份发挥了关机重启的作用——政府部门齐备，缺的就是个皇帝而已。

崇祯皇帝

找皇帝这事儿好办，朱家藩王多得是。一番勾心斗角之后，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出任监国。这一天恰是吴三桂引多尔衮入北京的同日。半个月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肇始。

明亡清兴六十年，多方势力搅作一团。南明朝廷建立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对于弘光君臣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当时的情况和三国时期有些类似——南明、大顺、满清三足鼎立，作为军事实力最弱势的一方，弘光朝廷根本做不到以一敌二，所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联虏平寇”，要么“联寇平虏”。

然而其实这个两难问题是不存在的，在弘光君臣的选项里根本没有“联寇平虏”——崇祯皇帝用自己的死取消了这个选项。正统的明王朝亡于农民军之手，无论从道理还是感情上，南明政权都不可能和大顺政权携手抗清。

清军入关是倾尽家底的，时人记载多尔衮进行了总动员，“男子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但是清军总共也就十万余众，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对于下一步的战略颇为迟疑。诸王贝勒也分成两派，部分人认为满洲兵将倾巢而出，后方保障未必能支撑战争的进展，提议趁着形势一片大好，应该“大肆屠戮”，抢夺人口财产，然后“留置诸王以镇燕都”，清军主力回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

然而多尔衮有着明清代际最优秀的战略眼光，他不同意小富即安的短视做法。因为皇太极曾经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已经取得的利益，无疑要最大化。但是，占据并迁都北京之后，应该如何进取，却不得其法：是进略江淮，还是划江而治？抑或一同天下？多尔衮心中也并无定数。张怡《謏闻续笔》云：清军进入北京后为崇祯帝举哀三日，随即令汉族官民剃发改制。“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多尔衮犹疑的机会主义态度，给弘光朝廷造成了错觉。执政的史可法、马士英辈提出了“联虏平寇”的战略方针。面对亘古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些读书人不免要向古人寻求智慧。所以《资治通鉴》是史书，也是施政参考书。

史可法的幕僚姚康曾经写过一本书，名为《太白剑》。这本书的内容乃就《新唐书·黄巢传》逐段评论，为执政者出谋划策，指出唐末剿灭黄巢并非只靠自家兵将，引入沙陀人李克用方才克功。书名《太白剑》，乃是依据“黄石（公）之书亡秦，太白之剑亡巢”的说法。

清军战斗力强悍，数十年间无数次击败明军。所以当李自成羽翼渐丰，已有朝臣边将试图借清军剿灭农民军的设想。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大学士的时候，意图改变两面受敌的状态，向朝廷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不过当时他并未想“借剿”，而是意欲通过厚给财帛，开展互市这种方式和满清达成和平协议，从而集中精力扑灭农民军。再回过头来对付关外的敌人。

《李自成进北京》伍必端、陆鸿年绘

崇祯活着的时候不是没考虑和满清议和的问题，明清之间也并非没有达成和平之可能。松锦之战大败，明朝辽东野战军基本全军覆没。崇祯暗中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尝试与清方议和，孰料陈新甲大意泄密，引得朝廷哗然。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就把责任往陈新甲头上一推，将其斩首弃市。辽东和议之事，自此杜绝了可能性。事实上，这也是断送明朝江山的一个战略上的大失误。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弘光朝廷初立，对于当时形势并不十分清楚。还以为吴三桂当真借清兵为崇祯报仇，君臣一片欢腾。甲申五月二十八，朱由崧下旨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没过几天，史可法上书称：“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此时天下大乱，清军只占领了京畿附近，主要进军方向是向西追击农民军。山东河南至江淮大片土地顿成势力真空区。在“联虏平寇”的错误战略指导下，南明朝廷唯恐刺激清军，畏缩不前，并不敢派军队北上填补这片空白。

六月间，多尔衮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惇睦邻之义。”

多尔衮这篇新闻通稿大有讲究，看起来像是想给南明朝廷吃颗定心丸，因为他明确表示要“通和讲好”，要与江左的南明政权实现“睦邻”友好关系云云。不过多尔衮还是不忘恐吓战战兢兢的南明君臣，在同一篇文告里他又说，如果江左政权不听话或者阳奉阴违，满洲大兵就将挥军南下，“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

弘光朝廷也不乏有识之士，七月上旬，朝廷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明确表示反对，他在给朱由崧的奏章中指出，朝廷大佬们只看到“唐人用回纥之师”平定安史之乱的成功经验，但唐“联虏平寇”的成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国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陇右之兵而后可。”如果自身实力不过硬，只想着借异族之力，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反面教材——“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

这种清醒之言，根本入不了弘光朝廷主政者的耳朵，他们满脑子还是“联虏平寇”的幻想。妄图以卑辞厚币求得偏安的局面。然而随着农民军的溃败，以及降清汉官的谋划，多尔衮已经改变了对南明政权的态度。

七月二十八，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先是声言北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复恐吓南明朝廷取消帝号投降，如果不从，就要拉着大顺军一起出兵：“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多尔衮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弘光元年，清军在击溃李自成之后，分三路进攻南明。数月间，便下诸州县，弘光皇帝匆忙出逃至芜湖投奔黄得功，结果黄得功部下兵将密谋降清，绑缚了弘光帝献给多铎。后押往北京，翌年被清军处死。时年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