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南明最有作为的皇帝，想要光复大明王朝却毁于内耗

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虽然坐拥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拥兵数十万，但是由于内部党争不断、武将拥兵自重，加上实行了“借虏平寇”的错误政策，导致短短一年之内就被清朝灭亡了。

不过，弘光政权虽然灭亡了，但是南明可没有灭亡，弘光政权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却不是唯一一个政权。

弘光皇帝被俘虏后，在邹太后（弘光皇帝之母）和一些大臣的拥立下，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就任监国。他派人同清朝议和，而清军在攻占南京后，继续攻城略地，大约一个月后，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淓投降。

清军趁机派人招降逃跑到这一带的明朝藩王，不少藩王，比如周王、惠王、崇王，一看大势已去，就都投降了。

这时候，有一个藩王看不惯监国的潞王朱常淓，想要投降清军的做法。他觉得不能认怂呀，得和清朝干呀，我们还是有一战之力的。于是，在清军攻占杭州的前几天，他在一批文臣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建福州。这个藩王就是唐王朱聿键，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的八世孙。

1645年8月18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正式称帝，改元隆武，南明的第二个政权——隆武政权就此成立了。

隆武政权的成立，给当时拥护明朝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了弘光政权，攻占了淮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兵锋正盛，大有一鼓作气，统一全国之势。但是隆武政权成立之初所具备的三个有利条件，使很多人认为它还是可以同清朝分庭抗礼的，可以与清朝长时间对峙下去，甚至进行反攻、收复失地的。

第一，就所控制的土地、人口等硬实力而言，当时浙江东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西南部、云南、贵州、四川部分地区等广大的地方还没有被清朝征服，这些地方的官绅、军队仍然尊明朝正朔，承认隆武政权。

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在灭亡弘光政权、迫使监国潞王朱常淓投降后，朝中主政的睿亲王多尔衮认为，对南方的用兵基本结束了，剩下的未被清军征服的地方，只需要派遣官员招降即可，无需动用军队。于是命令八旗主力北返，班师回朝，在南方只留下了小部分八旗军队和投降的南明军队驻守。

因此，从军队数量和作战能力上来讲，此时清朝在南方的军事力量，与隆武政权相比，并不具备更大的优势。

第二，隆武皇帝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在南明诸帝中是最好的。

一个组织发展得好不好，和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拿之前的弘光政权来说，弘光政权的灭亡与弘光皇帝本人酗酒好色，昏庸无能，不思进取，只想偏安一隅是分不开的。

弘光皇帝继位后，在国事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还不忘搜刮民财、修葺宫殿，选秀女、充实后宫。自己贪图享受，不想处理政务，政事全都交给了马士英处理，曾言：“天下事，有老马在。”

而且弘光皇帝还热衷于给当初被明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比如李善长、傅友德、冯胜等人，还有被明成祖朱棣处死的大量建文朝忠臣，比如方孝儒、齐泰、黄子澄等人，追加谥号、恢复名誉昭雪。

这件事，不能说做得不对，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显然不紧急，不是优先该做的事，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弘光皇帝这样做是为了粉饰太平。

反观隆武皇帝，史书记载他爱好读书，不喜欢声色犬马，也非常节俭，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寻常的布袍。继位后，比较关心百姓疾苦，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

隆武皇帝有感于明朝自万历年间开启党争后给国事带来的巨大危害，力主消除党争，摒弃门户之见，任人唯贤。他曾说“历代之受患，莫过于群臣朋党之最大。于今两京之覆，二帝之伤，皆此故也。

隆武皇帝还改变了弘光朝廷实行的“”借虏平寇”的错误政策，转而实行“联寇平虏”，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击清朝。此时的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清朝才是南明最大的威胁。这个做法很有远见、非常正确，要不是有大顺军和大西军两大农民起义军的帮忙，尤其是大西军，南明绝对支撑不了18年的时间。

隆武皇帝在继位十天后，就杀掉了前来招降的清朝使者，并立志要恢复河山，甚至准备御驾亲征。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是单就这份胸襟与气魄，就已经超过了只知偏安的弘光皇帝和后来一心跑路的永历皇帝。

从隆武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来，真的是有一派中兴之主的气象。

隆武政权具备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由于清廷此时在全国严格推行剃发易服令，导致已经征服的地区降而复叛，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反抗清朝的统治，这给隆武政权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其实早在清朝刚刚入关，进入北京后，清朝的实际统治者睿亲王多尔衮，就已经下达了剃发令，但是遭到了京城及其附近汉族官员和百姓的强烈反对，由于当时清朝的统治还不稳固，所以被迫收回成命。

到了1645年7月，清朝彻底击败了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占领了整个北方和南方的大片土地，多尔衮认为天下初定，剩下的就是派人招抚没有归顺的地方，大清即将一统天下。

因此，他开始命令强行推广剃发易服，要求汉族人遵从满族的发型和服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下子就激起了很多人的反抗。已经投降的地区降而复叛，处于观望的地区马上表示绝不剃发，誓与清朝血战到底。

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

之前清廷接管南明各地并没有遭遇到多大的反抗，很多地方都是望风归降，几乎没费一兵一卒，那为啥要求剃发易服后，这些地方的官绅百姓就坚决反抗了呢？

对于当时很多汉族的上层官绅和下层百姓来说，清朝击败南明，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改朝换代，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明朝到后期早就丧失民心了。

虽然这次比较特殊，清朝是异族，但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元朝也曾经统治过全中国。那些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如此，政治离他们是如此的遥远，换个皇帝甚至换个王朝，对他们而言，也没什么影响，日子还是照样过。所以一开始，没必要反抗。

但是现在清廷要求剃发易服，那就不一样了。发型和服饰在古代并非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象征，在儒家看来，也是夷夏之防的重要标志。

《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在评价管仲的时候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春秋时夷狄的发型和服饰，在这里代指夷狄。

现在清廷要剃发易服，对于广大的汉人来说，那就不单单是改朝换代的事情了，而是有关民族尊严、文明存亡的大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很多人就反抗了。

另外，从审美的角度上讲，当时很多汉人也无法接受满族人的发型，那个发型实在是太丑了。大家看清朝的电视剧，看到当时男人的发型，都是脑袋前半部分剃光，后半部分留发，绑成辫子，但是这是清朝后期的发型。

清朝前期，也就是剃发令颁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发型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发型叫“金钱鼠尾”，就是将头部四周的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铜钱大一点的头发，这部分的头发梳成辫子下垂，看起来就像是老鼠的尾巴。

这种发型，即使放到今天，很多人恐怕也无法接受。可想而知，当时的汉人男子看到自己必须要留这种发型时，心里的那种厌恶和巨大的生理不适感。

当时武力反抗清朝剃发令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阴和嘉定两个地方。江阴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江阴百姓自发抗清，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对抗清朝数万大军，最后绝大部分战死。当时人们为此写了一幅对联：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嘉定就是今天的上海市嘉定区，嘉定百姓英勇顽强，三次反抗，三次被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这些人在国破家亡之际，为了保住最后的一丝尊严和体面，用自己的生命做了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今天的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最起码知道，在面临如此奇耻大辱的时候，并非所有人都屈服了，还有人反抗过。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人，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还有值得用生命守护的东西。

不过，即使有了这些优势条件，隆武政权最终还是没能抵挡得住清朝的进攻，仅仅坚持了1年多的时间，就灭亡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这两点原因可以说把上面的三个有利条件全部抵消掉了。

第一，隆武朝廷掌握实权的督抚大员、武将，割据自雄，各自为政，争权夺利，不能形成合力，导致被清军各个击破。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曾经比较过崇祯、弘光、隆武三朝的武将，说：“大致可以这样说，崇祯朝时虽已出现少数武将拥兵自重的迹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还能畅通无阻；弘光时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违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后督抚大臣也效法武将，一味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朝廷威令不行，几乎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

在隆武皇帝还是唐王的时候，因为犯错被崇祯皇帝关在凤阳监牢，关了7年多，弘光皇帝继位后，才把他给放出来。因此，他是没有自己的行政班底、心腹的。加上他又是明朝宗室中的旁支，他的血缘与崇祯这一脉离得比较远，导致继位合法性没那么强，这些先天缺陷，使得他比较依赖于当初拥立他为帝的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

郑芝龙之前是海盗，后来被明朝招安，他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之所以拥立隆武皇帝，并且把他迎接到福州建立朝廷，主要是为了借助明朝的号召力，加强郑氏集团在福建的统治。

郑芝龙想要的就是割据自雄，他维护的是整个郑氏集团的利益，他并不想出兵福建以外的地方，同清军交战，帮助南明恢复失地，以免损害自己的利益。

因此，这就和意图收复失地的隆武皇帝产生了矛盾。于是，隆武皇帝想离开福州，摆脱郑芝龙的控制。

那去什么地方呢？去江西赣州或者湖南，投奔湖广总督何腾蛟。隆武皇帝是这样想的，浙东、福建有鲁监国、郑芝龙的兵力牵制清军，自己到了江西赣州或者湖南后，可以就近节制赣南、湖广、广东和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收复失地。

但是，何腾蛟也是割据自雄的心理，他在自己的辖区内想干啥就干啥，俨然是个土皇帝，他不希望把隆武皇帝迎过来，否则自己就会受到制约。所以他表面上答应，派人前去赣南迎接隆武皇帝，但是暗地里告诉派去的人缓慢前行，生生地把这事儿给拖黄了。

因此，隆武朝廷占据的土地、拥有的军队虽然不少，但是各地的实权人物都割据自雄，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无法团结在一起。隆武皇帝虽然个人能力与综合素质并不差，可是他能顺畅指挥的人不多，相当于是个光杆司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个人又能改变什么呢？

在1645年秋到1646年秋这一年里，原大顺军反攻荆州、鲁监国的军队在浙东地区同清军交战、赣南军队与清军争夺赣南地区，为了反抗剃发令，全国起义风起云涌，而清朝在南方兵力单薄，这正是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可是当时实力最强的郑芝龙和何腾蛟几乎都据境自保，按兵不动，毫无大局观念，这使得清军得以以有限兵力各个击破。

因此，隆武政权所谓的优势，只是表面光鲜，经不起细看。这一点，我在工作后感受非常深，我经常会发现一种现象。从外人的角度看，一些大公司拥有诸多优势，能够调用远超小公司的资源与小公司竞争，它和小公司做同一种业务的话，那必然是会碾压后者。但是实际上却未必，经常有大公司做不成的业务，小公司却做成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公司表面看起来非常强大，但是因为太大了、成立时间长，导致各个部门都有各自的利益，存在内部壁垒，经常会出现无法顺利协作，甚至是互相竞争、互相拆台的现象，也就是内耗。

因此，看起来是大公司与小公司之争，实际上很有可能只是这个大公司里的一个部门，甚至是一个小组，来同这个小公司竞争，这样的话，双方的实力差距其实就没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小公司能在某个业务上击败大公司，也就不稀奇了。

第二，隆武政权与鲁监国政权之间的争端与对抗，分散了抗清力量。

鲁监国政权是啥呢？清朝下达剃发令后，浙东地区兴起了反清运动，当地一些人认为需要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以团结当地的抗清力量。当时当地只有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九世孙，因此他们就拥立了朱以海就任监国，这就是鲁监国政权。

鲁监国政权的人成立的时候，还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承皇位了。等知道的时候，就很尴尬了，南明同时出现了两位主政者。

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人退位让贤。从血缘关系上看，唐王、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与崇祯皇帝的血缘都比较远，这一方面，算是半斤八两、打个平手；从时间看，唐王比鲁王继位时间要早，而且已经称帝，鲁王还只是监国；从控制地区看，唐王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但是鲁监国政权的影响力只局限于浙东一带。

因此怎么看，也是鲁王该退位。可是鲁王朱以海当了监国后，就不想退下来了，权力的诱惑就是这么大。而且拥立鲁王的大臣，有的担心转入隆武朝廷后不受重视，也不赞同鲁王退位。

因此，南明内部两个政权并立的现象一直得不到解决，甚至二者之间还出现了争端。

隆武皇帝曾派人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劳军队，却被鲁监国政权的部将杀害；两个政权还互相挖墙脚，鲁监国政权中有许多官员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皇帝也想笼络他们，于是给他们加官进爵。而鲁监国政权也派人去福州赏赐郑芝龙兄弟，隆武皇帝一怒之下，把使者囚禁了，后来还杀了鲁监国政权派来的另一位使者。

这就使得双方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内耗严重，双方互不协作，各自为政，独自对抗清朝，这就分散了抗清力量，使得清朝得以各个击破。

另外，除了鲁王自任监国外，靖江王朱亨嘉、益阳王也都自称监国，虽然后两者很快就被平定了，但是也反映出了当时一些明朝的宗室趁乱自立的情况。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崇祯皇帝的儿子没能逃出北京城，最后只能是由血缘关系较远的明朝宗室成员来继位，这就引起了宗室内部的争夺，谁都想趁此机会，享受一下大权在握的感觉。

靖江王府

你看南宋就不是这样，南宋当时就没有这种纷争，因为当时赵构是宋徽宗唯一没有被金军从靖康之变中掳走的儿子，只能由他继承皇位，没有任何争议。

1646年4月4日，清军八旗主力南下，到达南京后，调集了一批南明的降将降兵，开始进攻浙东地区。7月13日，占领绍兴，鲁监国政权的大量文臣武将投降，此后浙东地区几乎完全被清军攻占。

之后清军攻入福建，作为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掌握福建军队的郑芝龙已决定投降清朝，他秘令仙霞关的守将撤退，仙霞关素有“两浙之锁钥，入闽之咽喉”之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接着，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自己带领军队返回安平。

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在福建攻城略地，隆武皇帝闻讯离开福州逃走，1646年10月6日，被清军在汀州追上，并被杀害。不久，福州被攻占，福建为清军占领，隆武政权覆灭。

隆武政权虽然覆灭了，但是南明并没有灭亡，下篇文章我们就来讲南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很值得讲讲，南明18年历史，永历政权存在了近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