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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对于宦官的任用和控制,还有另外一种手段,即为是间或将任用在外的宦官突然大规模地予以撤回,“以明驾驭之在我”,使之不致气焰过于嚣张。他之大规模地撤回任用在外的宦官共有两次:一次在祟祯七年(1634年),这年六月撤回了总理、监视各道太监,其撤退令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论,己巳(崇祯二年)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亦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张彝宪与漕竣即回监供职。惟关、宁密迩外境,高起潜兼监两镇,暨(京营)内臣提督如故。”这个撤退令没有谈及作出这一决定的真正目的,但他重用宦官与不信任百官的关系,却从中暴露无遗。
因为明思宗之撤回宦官,仅是他控制、防范宦官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他要放弃重用宦官的方针,因而撤回后还要重新派出。崇祯九年(1636年)秋,借口清兵(即后金兵,时后金已改国号为清,详后)进犯内地,明思宗首先“命太监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门关,崔良用守固关”。接着,命太监“邓希诏监视中、西二协,杜勋监视东协”。后来,“又命太监卢维宁总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军务,兼理漕运河道”。从此,太监监视又大量出现。明思宗第二次撤回任用在外的宦官,开始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其对宦官干政的限制要比上一次广泛得多。崇祯十三年三月的“撤回各镇内臣诏”规定:“将总监高起潜、陈贵、马云程、卢维宁,分守边永清、许进忠、谢文举、魏邦典、牛文炳、武进、陈镇夷、崔进、杨显名,俱撤回京另用……凡边务都着督抚镇道一意肩承。”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明思宗更下令“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等,毋干外政”,“并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他又决定“罢提督京营内臣。此后,宦官的再度派出,最晚不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秋。同年的七月,太监王承恩被派遣提督勇卫营;同年冬,太监方正化受命“总监保定军务”。此后,宦官的派出,一直没有中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朝的北京政权覆灭前夕,达到更为广泛的程度。
综上所述,明思宗虽然有间或撤回在外任职太监之举,但其在位期间,从总体上看,太监是受到重用的。这种状况对当时的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按之当时的实际,其影响可以说是甚为消极,这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引起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文官武将与宦官的冲突,当时时常发生。如当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时,“建专署,檄诸曹谒见,礼视堂官”。工部主事金铉耻不肯为,“再疏争”,明思宗不听;“乃约两部诸僚:私谒者众唾其面”。张彝宪得知,甚为恼火,即寻找事端,对之加以弹劾,金铉因之“落职”而去。
第二,严重影响了文官武将的积极性。《烈皇小识》所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明思宗为了铸钱,把内库的许多铜器发到宝源局,其中有的是三代及宣德年间的文物,“制造精巧绝伦”。一些商人听到消息,提出以铜二千斤交换一千斤铜器,以使这些文物免遭“毁弃”。但负责此事的主事某却不肯答应,说:“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继续交涉:“宣铜下炉,尚存其质;至三代间物,则质清轻之极,下炉后,唯有青烟一缕尔。此则谁认其咎?”主事某仍不答应,说:“圣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圣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共同验视,罪不在我。”
于是,这批古器最终“毁弃殆尽”。商人所讲的话,未必全部正确,但他们的主张却无疑是正确的,对封建国家及商人都有利益。而那个主事虽然明白这一点,却不负责任地拒绝了商人的主张,置封建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生事致疑,说不定会大祸临头,而稀里糊涂地执行命令,出了差错,可有皇帝信任的“监督内官”承担责任。明思宗重用宦官严重影响外廷官吏积极性的情形,在此不是表现得一清二楚吗!
第三,败坏了军政事务。宦官多半缺乏必要的修养和教育旦奉派而出,大权在手,便往往肆意妄为,这对军政事务的危害非常严重。当时就有人说过:“若辈多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妄自尊大,故天下事日坏。”崇祯十一年(1638年),真定巡按李模曾上“监臣贪肆非常”一疏,揭露真定分守太监陈镇夷“贪婪暴虐”,败坏政务的情况,为后人了解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据这个奏疏说:陈镇夷上任时,“旧知识郭名扬先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因而“一到任,即(将郭名扬)题充旗鼓,关通赂贿,倚为腹心”。“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乃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领兵上关,每名该行粮升半,正(止)给一升。草每束折银四分入已,马多饿倒,以致兵士愤恨。槐树铺逃去马兵三百余名镇城又逃去二百名,佯付不知,支粮如旧”。“令郭旗鼓向每营将官索要(献馈)三千两”。“火功(攻)营将王震仲素负气骨,不肯应承”,“即终日提营中官役呵责”。
王震仲无奈,“央郭旗鼓解说,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匹,马二匹,骡头,尚嫌不足”。对待地方官,则“箕踞漫骂,稍不遂意,开口提参。逼致生日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段等件,充斥衙署”。其实,当时派出的宦官,“在在播恶,不独一陈镇夷”。只是“他处抚按不敢直陈”,惟有李模“能据实入告”而已。《明史》在叙及这时的太监监军时曾评论说:“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这段话,可说是对明思宗重用宣官之恶果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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