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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年,冀州一带遭遇旱灾,与此同时,钜鹿人张角携张宝、张梁三人,创立了太平道,在当地展开了传教活动。
传教讲的是“广而告之”,因此,张角的举动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秘密,当地官吏乃至朝廷都对此清楚的。然而,对于张角的举动,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人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道教本是东汉时期张道陵所创建,而张道陵传说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世孙,在讲求门第、论资排辈的东汉,这一身份简直不亚于“圣人转世”,正因如此,朝廷上的诸多公卿都对道教颇为青睐。
而从影响上来讲,道教继承了先秦道家思想,既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不会谋求和官府对立,因此,当时的朝廷总体对其也是支持的。甚至汉章帝、汉和帝还先后想要征召张道陵为太傅,只不过对方没有接受。
时隔百年,道教的这层“无害”的光环早已经深入人心,正因如此,哪怕知道张角在搞宗教,朝廷百官也没有什么看法,认为其充其量只不过是民间文艺活动罢了,无人在意。
然而,就在这时,谏议大夫刘陶站了出来,向汉灵帝上书了这样一段话:“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大概是:
“我听说先圣先王用天下人的耳目去看去听,所以能够了解天下全部的事情,现如今张角的信徒遍布天下,对于汉朝的江山已经构成了威胁。
司徒杨赐曾经下达赦令,要他们就地解散,但是这一命令如同虚设,并且张角的部众还愈发扩张,甚至已经潜入京师,打听朝廷政事。
州郡官员害怕张角,不敢以正式公文报告朝廷,所以,陛下您应该应该明确下诏捉拿张角,谁能抓到,那么就应该奖赐他为国士,如有人看到张角不捉拿的,那么久应该视作与张角同罪!”
刘陶的这一番话说的很重,他把张角比作成了汉朝的亡国之兆,认为谁能抓到他,就该赏个“国士”的地位。
国士是什么级别?有汉一朝能够称上国士的屈指可数:韩信、张良、萧何可以算,霍去病、卫青也可以算,如果不限制身份的话,汉光武帝刘秀也勉强能入此列,除此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
现如今,抓个名不见经传的老道士,就要分一个国士头衔,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不可理喻的,对于刘陶的话,汉灵帝并未在意。
然而,任谁也没有想到,刘陶的这一番话,居然说中了。眼下不起眼的张角,在日后会成为汉朝的掘墓人。
刘陶这个名字十分冷门,或许很多熟读三国之人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刘陶也是在《三国演义》中出过场的,只不过他的戏份很短。
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中,有一次,汉灵帝正在和十常侍饮酒作乐,谏议大夫刘陶在这时劝谏皇帝远离阉宦,重视边患。
当听到刘陶的话以后,十常侍纷纷摘掉帽子跪伏在地,表示自己收到了刘陶的污蔑:“愿乞性命归田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既然国家容不得我们这些可怜人,干脆就把我们的所有钱都拿去资助军队吧,只求一条老命,回到家乡种地养老。
十常侍的这一番话,可谓是戳中了汉灵帝的心里,看到自己的宠臣受委屈,汉灵帝勃然大怒,对刘陶说:“你家里尚且有亲近之人,难道容不下朕也有亲近之人吗?”
随后,便让人拖刘陶下去斩首,然而正要行刑之时,司徒陈耽大喝曰:“勿得下手,待我谏去。”
然而面对陈耽的进谏,汉灵帝仍然执迷不悟,愤怒之下,陈耽“以头撞阶”,最终被汉灵帝下令“与刘陶皆下狱”,到了当天夜里,十常侍便派人将二人害死。
演义与史实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但是关于刘陶的死却几乎一致。在真实历史上,刘陶也的确是因为你能言善谏著称,并且最终被宦官集团下狱而自杀。
刘陶本是颍川人,是济北贞王刘勃之后,虽然也算是汉室宗亲,但是他的身份并不高,和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属于一个档次。
刘陶为人简朴,不在乎小节,不攀附高枝,与旁人交往,他只看志向,如果和自己志同道合,那么就会成为莫逆好友,反之,再怎么富贵的人,也不会入得了他的眼。
刘陶这样的性格在汉朝“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中,是不怎么吃香的。按照常理来讲,他极有可能和刘备一样,潦倒半生。
但刘陶的运气要比刘备好上不少,刘陶的同宗当时有一位在朝为官的大臣名叫刘恺,在听说刘陶的德行之后,十分器重他,最终在刘恺的帮助下,刘陶成功入朝为官,成为了一名侍御史。
根据史书记载,刘陶入官不久,便做了一件近乎断绝自己政治生涯的事,那就是向当时的汉桓帝上书。
在这次上书中,刘陶可谓火力全开,他不但对宦官集团和权臣大喷特喷,对于皇帝本人,也没有留下丝毫颜面。
他先是列举了一番汉高祖、汉武帝等人的功勋,随后说道,到了陛下这一代,既不能为祖宗增光添彩,反而糟蹋了祖宗的基业,使得“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贪官污吏横行,朝政黑暗,民不聊生。
刘陶甚至还将桓帝比作是秦二世胡亥,权柄自己不能掌握也不知道,威力自己不能行使也不管治,打眼望去,陛下您简直就是天下第一昏君。
刘陶这些话是实打实的大实话,但在当时盘根错节的朝堂上,几乎把所有人得罪了个遍,虽然没有人治他的罪,但这份奏折送上去,也无没了下文,书奏不省。
刘陶本人非但正直,在个人能力上也是十分出众的。
汉桓帝时期,当时国家十分贫困,有人认为这是“货轻钱薄”所造成的,便提议“改铸大钱”。用现代术语讲,就是通过超发货币的方法以此赚笔快钱。
超发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造成市场动荡,使得钱更不值钱。
但那时的人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汉桓帝召集“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共同讨论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了支持。
但就在此时,唯独刘陶站出来反对,刘陶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百姓贫弱,天下所有财物都是取之于百姓,必须先让百姓有饭吃,才能使得国家富强。大臣们不懂得农业的重要性,反而认为铸钱就能改变一切,这就好比在滚烫的锅中养鱼,在燃烧的树上养鸟,舍本逐末,如果国家继续这样糜烂下去,那么恐怕就算铸出来一尺见方那样大的钱,也要亡国。
刘陶的一番话,震耳发聩,这一次他赢得了几乎全部文官的支持,最终迫使铸钱之事流产。
刘陶这一举动看似只是尽了自己作为臣子的本分,但实际上他所伤害到了无数人的利益,因此在不久之后,他便被人下派到了盗匪横行的顺阳,任为顺阳长。
刘陶不过是一介文人,就算他能力再怎么出众,也很难降服当地的盗匪。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刘陶一到任,便宣布从当地百姓中招募勇士,不论出身,不问过往,哪怕是曾经犯过罪,也可以前来。
在刘陶的一番努力之下,当地的豪杰纷纷响应,决定见一见这位新上任的地方官。
在见面中,刘陶先是谴责了他们以前的罪过,随后表示如果对方今后能够好好表现的话,自己可以对此既往不咎。
在刘陶的一番动员之下,他很快便聚集了数百人能够办实事的干吏,凭借着这支队伍,刘陶得以查办当地的奸猾不法分子,没用几年,顺阳大治,刘陶也得以返回中央。
为了纪念刘陶的作为,当地百姓们还曾经专门做了一首歌:“郁郁不乐,思我陶君,何时再来,安此下民。”
刘陶虽然能力出众,但是他在朝廷中的处境并不乐观,无论是权臣还是宦官,都将他视作为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在刘陶进言堤防黄巾作乱后,由于奸臣的作用,汉灵帝并未听从,直到第二年,张角作乱,天下骚动时,汉灵帝才回想起刘陶的话,封刘陶为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想要重用。
但此时的奸臣们惧怕刘陶,便利用种种手段,将他的官职改为京兆尹,削弱刘陶的地位。
刘陶刚刚到职,就被人索要上千万的“修宫钱”,所谓修宫钱也就是“买官钱”,刘陶拿不出来,手下的官吏和部门便不服从他管制,无奈之下,刘陶只得托病不办公。
汉灵帝这一时期是真的想要重用刘陶,在听说以后,便重新征授谏议大夫,让他到朝廷里来。
当时国家的局势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前有张角造乱,后遭边章寇掠,但最为危机的仍然是宦官干政。
刘陶一赴任,就连忙上书汉灵帝列举了宦官八大罪,请求惩治。这一次,宦官集团彻底坐不住了,开始动用一切手段对刘陶进行攻击。
有人向汉灵帝进言说:“从前张角作乱以后,朝廷下达诏令,现在已经基本安定。可刘陶本人仍抓着此事不放,想必他是看不得朝廷政治清明。要知道,现在就连地方州郡都没有上报黄巾作乱,刘陶又是怎么知道呢?因此,刘陶必定和贼人有所联络,其心不轨。”
汉灵帝本就没有什么才能,听完这一切以后,信以为真,最终将刘陶关进黄门北寺狱。
此时的刘陶心灰意冷,最终,在监狱里自杀“遂闭气而亡”。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通过自行停止呼吸致死的,而汉朝官方也没有能够使人闭气死亡的刑法,这也让人不由得好奇,史书记载是否有误?
关于刘陶的死,《后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有所提及,两者对此的形容也一模一样,都是:“遂闭气而死”,因此,不太可能存在讹传、误传现象。
但如果是真的,那么刘陶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代入到刘陶本身所处的情景寻找答案。闭气并不一定指的是自行停止呼吸,亦有可能是通过用物品堵塞呼吸道而死。
刘陶入狱以后,在监狱中一心求死。然而,监狱里是当然不可能给他准备自杀工具的,可能整间牢房连根绳子都找不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陶就无法自杀谢志,监狱中的两样东西,完全可以让刘陶闭气而死,第一样是水,第二样是土。
囚犯虽然饮食恶劣,但必要的水是肯定有的,而汉朝建筑大都采用夯土筑成,只要刘陶用水和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成泥团,便能够用以堵塞呼吸道,最终完成“闭气而死”。
不过,猜想毕竟只是猜想,刘陶的去世已经过去了1800多年,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也根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刘陶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于汉朝黑暗局势的抗议。
刘陶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在汉朝百姓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史书记载“天下莫不痛之”。
黎民百姓的声音是微弱的,无论如何呐喊,也没有机会上达天听。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害死刘陶的宦官就将一直逍遥自在的快活下去,在刘陶死后的第四年,大将军何进密诏董卓入京,朝野顿时大乱,人人自危,十常侍也在这场浩劫中悉数被杀,汉朝最终以这样狼狈的姿态结束了宦官专政的百年岁月。
而在董卓入京之后,等待汉朝的将是更多的无数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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