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汉末也即前三国时期的局势

聊聊汉末也即前三国时期的局势，看看偌大的汉帝国是怎样被撕裂肢解直至衰亡的。喜欢的读者请关注点赞，收藏转发。

前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聊袁绍，如果说袁绍是撕裂汉帝国的终极杀手，压垮汉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以前还有哪些杀手、哪些稻草呢？这些杀手和稻草又给汉帝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叠加了怎样的重负，以至于让袁绍那么轻轻一压就垮塌了呢？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像汉帝国那样庞大的皇权王朝，其衰亡的原因多种多样，要把这些原因都找出来，说清楚，弄明白，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这里只是找出汉末动荡的几个最主要的现象及其对汉帝国的破坏来聊。

三部曲似乎是许多人习惯用的方式。现在官员讲话有个奇葩的现象，老喜欢强调我只讲三点（其实里面包含了许多点），估计有人不知道这里面暗藏的玄机。

“三”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有个特殊的含义，一为数之始，三为数之全，九为数之极。二点少了，四点多了，讲三点就讲全了，不多不少，最能体现领导水平。其实很多官员不知道这个由来，只是依样学样，有个叉的水平。

这三部曲分别是：“黄巾民变：汉帝国衰亡的加速器”“凉州之乱：汉帝国金瓯缺”“废史立牧：汉帝国皇权瓦解”。

聊之前声明一点，本号所有文章都不是学术文章，仅仅是自娱自乐，也娱乐读者的普及类通俗读物，如果弄成像学术文章那样加上许多注解，估计就没人看了。

虽然没有注明来源，但同样保证所聊内容都有出处，有可靠的真实性。如果有读者要做相关学术研究，需要注明出处的，可私信于我，我会提供相关史料或学术文献来源。

汉末动荡之源

上述这些动荡都出自于相同的政治经济生态背景，或者说相同的原因，大致如下：

一、皇帝混账。从秦汉到清，二千多年的皇权社会都是家天下，不论哪个时期哪个朝代，社会出了问题，罪魁祸首都是当朝皇帝。家天下必须得家长好，即所谓的明君，家长不称职，胡作非为，家自然就会败坏。古人数千年最大的期盼就是有明君、清官，也是这个道理。

灵帝明显不是好家长，不是明君。凡是对昏君的评价几乎都可以加在他身上，任用奸佞啦、陷害忠良啦、荒淫无度啦（也只讲三点，哈哈），吧啦吧啦……

二、宦官乱政。东汉特有的荒诞怪圈，宦官、外戚轮流乱政，至汉末达到顶峰，十二常侍群体乱政。灵帝还视其中的张让、赵忠为父母（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宦官因身体缺陷带来心理变态，做起恶来无所不用其极，远超常人，并且因为无后，更是无所顾忌，把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上至士大夫集团，下至普通百姓，大多数人深受其害，对其恨之入骨。

三、豪门世族谋私营利。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演变到汉末，逐渐形成以儒学传家的豪门世族（如都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豪门世族把持仕进，兼并土地，并且相互联姻，盘根错节，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

豪门世族把持仕进，使没有背景关系的文人学子无法上进，以至社会阶层固化，死水一潭。兼并土地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

四、汉末自然灾害特别多，超过了以前其他时期。旱灾、水灾、蝗灾，还有瘟疫，常年不断。百姓除了受官吏欺压、豪族盘剥以外，还要面临灾害、瘟疫，真是苦不堪言，难以存活。（还是官员有水平，只讲三点就讲完）

请记住这个背景，以后不再重复。

黄巾民变

汉中平元年（184年）是汉帝国苦难深重的一年。

年初，太平道教主张角的唐周向河南尹何进告密，举报张角兄弟三人谋反，供出京师内应马元义。朝廷车裂马元义，缇骑四出，捉拿京师太平道人和与其有牵连的人，诛杀了一千多人。同时下诏冀州缉捕张角兄弟。张角被迫于184年2月提前起兵。

张角，河北巨鹿人。灵帝建宁年间（公元168—172年），张角自称入山采药时遇到南华老仙亲自传授《太平要术》（即太平经，道教经典。又名《太平清领书》），于是创立“太平道”。

之所以叫“太平道”有如下原因：一、与经书《太平要术》契合；二、其基本教义和宗教理想为“致太平”。张角以黄天为至上神，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要返璞归真；三、暗含以土德（张角）代替火德（汉朝）的五行观念。

汉末有两个源自黄老道的教派，一个是张角的太平道；一个是最早可追溯到东汉顺帝时的张道陵（即张天师），汉末时为张修、张鲁在汉中的五斗米道。

这两个教派同源但并不相同。五斗米道后来发展形成道教（天师、正一），影响至今。太平道在汉末遭受重创，开始衰微，到东晋孙恩、卢循再次举事叛乱被镇压后，基本消亡。其教义对后世道教没多大影响，但也有一些继承，如三十六方的术数观念，持九节杖、着黄衣、戴黄冠，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消灾。

更多的是政治影响，其造反领袖的地位和口号被后世造反者利用。如唐宋时的“明教”尊张角为教主；清代川陕白莲教起义口号之一“黄天将死，苍天当生，大劫在迩，人民有难”，基本是照抄了。

喜欢照抄前人口号的造反者不止这一个。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的口号被孙中山照抄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意思。

张角兄弟传教收徒的方式很奇特，手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求助者（主要是病人）叩头思过后，喝下符水。如果病很快痊愈，就说是因这人信道；如果没痊愈，就说是这人不信道。（怎么都是医生有理，哈哈）

张角自封大贤良师，为太平道总首领；弟弟张梁、张宝则自称大医，也是太平道首领。他们除了在家乡冀州传道外，还派出八位大弟子分赴其他州传道。

太平道入教门槛低，违犯教规后惩罚也不严。加上那段时期瘟疫盛行，张氏兄弟懂得医道，救活了不少人，在民间有影响有声望，以至十余年间，太平道势力迅速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

这些徒众主要是贫民，也有少数官吏甚至个别宦官。张角将教徒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负责。如果以平均八千人计算，就有二十八万八千人，是一股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

张角见队伍日渐壮大，就准备造反，与徒众约定在甲子年甲子日（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3月5日）同时起事。

太平道是以迷信形式建立起来的组织（主流说法是宗教组织，其实不准确，太平道离完备的宗教还有段距离，最多只能算具有宗教的雏形），自身对东汉流行的图谶、五行、三统等神秘文化非常迷信。

其提出的造反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根据五行学说来的。前面两句是汉为火德，火生土，替代汉朝的为土德，而土为黄色，所以要说黄天当立。以黄巾为标志，也是这个原因。后面两句是起事的时间，写得明白无误。

起事后，张角、张宝、张梁分别自称天公、地公、人公将军，则是依据天、地、人三统理论来的（东汉图谶、五行、三统等神秘文化盛行并深入人心，上至皇室，中至公卿，下至百姓，全都深信不疑。聊袁绍时曾经聊过）。选定在甲子年甲子日也是根据这些理论推导出来的。（传周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纣王，张角是想以武王自居吗？）

黄巾民变是古代唯一一次有全国性组织，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的民变，其他的民变都是在一个区域里爆发，然后向其他地方流动。同时也是历代最愚蠢的一次大规模民变。

张角早就具备了起事的能力和条件，但他偏偏要拖延到184年，还深恐朝廷不知道，派人到京城到处涂写“甲子”标语，传播“岁在甲子”的口号。（这和袁绍选择在“初平”起兵讨董一样迷信）

同时在183年令大方弟子马元义带领荆州、扬州数万徒众向洛阳和邺集结。马元义在洛阳大肆活动，收买、联络包括宦官在内的朝廷官员做内应。与封谞、徐奉等宦官徒众约定，里应外合攻占皇宫。张角兄弟则攻占冀州邺城。

筹划民变从来都是秘密进行，哪有如此满世界嚷嚷，唯恐别人不知道。一个在十多年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有着二十多万人的全国性组织，不可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数万荆州、扬州徒众向洛阳、邺流动，也不可能掩人耳目。

事实上，朝廷早就对此有所耳闻。司徒杨赐、卫尉刘宽、司空张济、御史刘陶（此人可称汉末第一狂人，曾上书直接指责桓帝，后世唯海瑞可比）一起上陈灵帝，揭示张角有谋反迹象，应该赶紧捕讨，断绝暴乱的源头。

灵帝没有听从。熹平（172年-178年）晚期，刘陶再次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书，请求抓捕张角等人，灵帝再次不从。

数万人的流动，长时间的等待，难免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情。果然，起事前一个月，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唐周告密事件。

张角被迫提前起事。184年二月，全国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发黄巾民变，部分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朝廷。

汉灵帝先布置防御。升因唐周事件立功的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镇守京师。在通往洛阳的各个关口——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州郡备战严防。

然后布置围剿。起用卢植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各持节，调发全国精兵分击黄巾军。

（小贴士：持节。汉晋制度，持节表示受皇帝之命，同时具有先斩后奏的特殊权力。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使持节可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持节可以杀无官职的人；假节可以杀犯军令者。另有外交符节，作为外交凭证，如苏武牧羊时所持的节。所谓节，就是一根竹竿或木棍，上面缠上牦牛牛尾毛）

卢植与其副手护乌桓中郎将宗员负责围剿冀州及北方黄巾军；皇甫嵩与朱儁各率一军负责围剿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黄巾军。

朝廷军主力由北军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将士组成。同时向全国各地招募武将、士兵。（以前聊过的袁绍军中第一名将麴义就是此时被招入皇甫嵩军中进入中原的）

皇甫嵩接任时提了个条件，要求解除党禁，拿出皇宫钱财及西园良马赠给军士，提升士气（宦官吕强也于此时建议灵帝解除党锢，以如不解除，党人会与黄巾军勾结为理由）。

汉灵帝照单全收，大赦党人，让十二常侍各捐钱数千万，拿出西园良马，并要求朝廷公卿也捐出马、弩等军事物资。同时让公卿推举将领子孙及民间有军事才能的人到公车署面试，选拔有能力者领兵从军。

具体的征战过程不说了。到十一月底，黄巾军主力基本被歼灭。张角病死，张梁、张宝战死。但余孽尚存，如黑山、白波、李大目、飞燕等二三十股，势力小的有上千人，势力大的甚至有数万人。（史载张燕黑山贼百万人，应该是将非战斗人员的随军家属计算在内了，或者是当时的惯例以一当十，有百万兵马的话早把汉朝给灭了。黄巾军最盛时期的三十六方也没有百万将士）。

但这时的黄巾军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各自为阵，有时互有配合而已。对朝廷不存在致命的威胁。被称为“二次黄巾”或“黄巾余孽”。

黄巾民变和历次农民民变一样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先期组织、起事、争战，攻城略地，席卷州县，看似威风八面，前景灿烂。但很快就会因自身政治、军事才能的低下，迅速被回过神来的政府军所镇压。

黄巾军起事前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纲领，就是个“致太平”的理想和取汉朝而代之的口号，连个等贵贱，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经济承诺都没有，怎么来凝聚大众？

战略战术上也无能。第一次是以坚城作战为主。这明显是业余农民军的短板，只能是守着挨打。第二次吸取了教训，以流动作战为主，但又缺乏相互配合，也没有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军队走到哪儿，随军家属就跟到哪儿，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包括耕牛、农具。如此多的累赘，怎么行军作战，只不过是改固定挨打为流动挨打，同样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农民民变冲击、削弱了朝廷的力量，有实力的军阀、豪强、有野心的文臣武将会迅速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取政权。或者是直接组织军队起事（如刘邦、项羽、李渊），或者是加入农民军逐步夺取农民军队的控制权，将其据为己有（如刘秀）。

纯粹由农民民变起事成功的只有朱元璋，但也是因为其招聚了以李善长为首的大批文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取得了政权。就像李自成如果没有李岩等文人的帮助，改变政治、军事作风，是不可能咸鱼翻身夺权成功的（李自成是驿卒，还不是纯粹的农民，就像刘邦是亭长一样，都算是朝廷低级公务员）。

把民变夸大到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有些言过其实。古代民变都是以取代现政权为唯一目标，从来没有想过要对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民变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只为了有口饭吃。因此，他们的行为并不比官兵善良，一样的烧杀抢掠，勒索富豪，胁迫百姓。所过之处的城市、农村都遭到极大的破坏，生产力下降，人口下降。

黄巢、张献忠等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李自成前期也乱杀无辜，后来李岩、牛金星等文人加入后，提醒李自成要成大事就不能这样做。李自成才加强军纪，约束部众。但其夺取北京后怂恿部属勒索百官，同样是草寇的心态和行为。以至激怒吴三桂，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逃跑了。

唯一取得成功的朱元璋，则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把皇权专制体制推向了极致。这也不是什么进步。

黑格尔曾说中国两千多年没有历史，这话听上去让人难以接受，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起码从社会体制、政权运行的方式、民众是否拥有政治权力等方面来看，从秦汉至清中期都是在原地打转，没有进步。

黄巾民变只是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镇压下去了。黄巾军并没有长期占据一城一地，建立政权，施行治理。虽然剧烈地冲击了汉政权，使其政权结构出现了松动，但并没有出现割据政权，撕裂汉帝国领土。真正出现割据政权，撕裂汉帝国领土的是西北凉州之乱。

哪又是怎么发生的，产生了什么后果呢？请看下期：凉州之乱：汉帝国金瓯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