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猪到丞相，聊聊公孙弘的传奇经历

北宋司马光撰写了《训俭示康》家训，教育儿子司马康及后代继承发扬俭朴家风，永不奢侈腐化。其中“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便是取自《史记》，也是成语“公孙布被”的来源。“公孙”是指汉武帝的第六任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被称为“布衣丞相”，“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因为精通《春秋》而受到武帝赏识从平民被提拔做官，最后做到丞相封侯。由此，天下学士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成了社会风气。

这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四十多岁才研读《春秋》；六十岁应召为博士；因为出使而被免职，十年后再次被推荐应召；七十多岁升迁为百官之首，而且开创了汉朝“丞相封侯”的先例……

当然，争议也一直伴随着这位传奇人物，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除了《史记》第112卷为公孙弘列传，其他也有不少篇章涉及公孙弘，跟随一起看看司马迁如何记述公孙弘的。

公孙弘简介。

“丞相公孙弘者，齐淄川（淄博潍坊之间）国薛（滕县南）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年轻的公孙弘曾经是薛县管理监牢的小吏，因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家贫，牧豕海上”，没有了工作，家中又无积蓄，公孙弘只好在海边放猪维持生计。

“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四十多岁的公孙弘重拾书卷，于不惑之年开始研习《春秋》杂说。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建元元年（即前140年）公孙弘六十岁，以此推算四十多岁时为汉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

根据《儒林列传》的记录，“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惠、吕后时，做官的都有军功在身。也就是说崇尚武力不重视文化。

“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汉文帝虽然略微起用了一些儒生，但汉文帝骨子里只爱刑名学说。儒家子弟仍然不受重视，此时晁错虽奉命学习《尚书》，仍属刑名学子弟。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等到汉景帝当政时，不用儒生，而窦太后又喜好黄老学说，太常下属的众多博士空有官名等待咨询，实际上没有一个被重用的。

公孙弘勤奋读书。

从以上来看，汉初的统治者所选择无论是军功爵制，还是刑名、“无为”的治国思想，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而儒家学说在汉武帝之前颇受冷落。公孙弘年过不惑却选择了“冷门”专业——儒家学说。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之处。

“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齐地解说《春秋》的人大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曾受过胡毋生的教诲。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胡毋生是齐国人，汉景帝时被提拔为博士，因为年老归故里讲授《春秋》。当然，胡毋生虽精通《春秋》，文帝时代受冷落，景帝时代也未受重用。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讲授《诗经》在鲁地申培公，在齐地就是辕固生。《儒林列传》记述了当时的学术源流，“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

文帝时，伏生研究《尚书》最出名，“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于是晁错被太常选派公费留学。晁错学成归来，从太子家令，到中大夫，再到御史大夫，步步高升颇受重用，然而削藩导致七国之乱，最终却被砍了头。

汉文帝画像。

晁错虽然受教《尚书》于伏生处，然而司马迁仍未将其归于儒生，“晁错者，颖川人也。学申商邢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

《礼》、《易》学术源流大师高堂生、田生应该晚于公孙弘学习时。而研究《春秋》和《诗经》的大师，在齐地均有名声显赫的胡毋生、辕固生，公孙弘为何选择了《春秋》，而不是《诗经》呢？

除了《春秋》“辞微而指博”（言辞精微而旨意博大）之外，可能与辕固生杀猪有关。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家人”是指农耕之家，这里用来表示平常人。辕固生回答窦太后说《老子》不过是平常人的言论罢了。

辕固生的直言快语回答，一方面表现了辕固生的性格耿直；另一方面又是文人相轻的体现，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识时务，不善于阿谀奉承，从而触怒了窦太后。

“乃使固入圈刺豕”，窦太后不能容忍奉为圭臬的《老子》被蔑视，让辕固生进入猪圈杀猪。类似于角斗场，只不过辕固生面对的是猪而非狮虎。当时的猪应该野性十足，还没有完全驯化。

“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幸亏汉景帝深明大义，知道辕固生直言不讳而触怒窦太后，但是辕固生并没有什么罪责，于是给了他一把锋利的刀。

汉景帝画像。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单看辕固生的这段细节描写，以为他是个“一剑封喉”的屠夫或者猎人。辕固生进入猪圈，挺刀刺猪，正中猪心，只是一刀，手到刀进猪命归西。

“窦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窦太后无语，只得作罢。“默然”的震撼并非来自眼睛，而是感觉。“居倾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辕固生病休回到齐地，以传授《诗经》为业。

司马迁对辕固生杀猪细节的描写以及窦太后的反应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

公孙弘选择胡毋生而非辕固生为授业恩师，也存在两人免官回归齐地先后的可能。虽然辕固生不是老师，但公孙弘依然尊敬和崇拜他，在一同应召入朝廷时“侧目而视固”，表现出恭敬谦卑的态度。

“养后母孝谨”，司马迁强调此事再次体现公孙弘的不寻常。即使做官之后，“后母死，服丧三年”，后母去世之后，公孙弘坚持守孝三年。

公孙弘七十老翁“状貌甚丽”。

“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汉高祖本纪》），刘邦朝见父亲，见刘太公在门口跪迎皇上，刘邦大为吃惊，赶紧下车搀扶老爹。于是，刘邦下诏令封太公为太上皇；

“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袁盎列传》），薄太后生病，汉文帝三年服侍床前，亲尝汤药成为“二十四孝”典范……

秦朝暴亡说明了靠“暴政”、“酷刑”并不能维持统治，而贾谊的《过秦论》则认识到了德治的重要性，“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无疑统治者宣扬“孝亲尊老”成为推行德治的重要抓手，而后来逐渐演变成朝廷选拔官吏的制度——“孝廉”。

后母向来是尖刻的，凶神恶煞的形象。这种文化现象并非几千年来的偏见。公孙弘恭谦谨慎地孝顺后母，究竟是政治嗅觉敏锐，还是本性使然？

确实值得琢磨深思。当然，

倾向于政治嗅觉敏锐和政治作秀，毕竟从司马迁对公孙弘为人记述来看值得如此认定。

“为人意忌，外宽内深”，公孙弘猜疑忌妒心重，表面宽宏大量，内心深不可测。这么有城府的一个人怎么会恭谦谨慎地孝顺后母呢？“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那些与他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表面上和他们相交很好，但是却暗中加祸于人来报复。

不过，正是由于公孙弘孝顺后母，所以在郡国小有名声，故而淄川国能够一而再地推荐。为而后母守孝与盖布被均涉嫌沽名钓誉，此事下回再议。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即位，全国范围选拔贤良方正、正直劝谏之士。辕固生又被征召回到了朝廷，“复以贤良征固”，公孙弘也在被征召之列，“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

当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被征召后任命为博士，而辕固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时固已九十余矣”。所以，“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那些喜欢阿谀逢迎的儒生多因嫉妒而诋毁辕固生，“年纪太大了”。因此，辕固生被罢官遣归。

“公孙子，务正学义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临别赠言公孙弘，一定要端正儒学来发表意见，而不要歪曲儒学而迎合世俗。辕固生称呼“公孙子”，是对公孙弘的敬称，类似“老子”、“孔子”，而不是“小子”。

由此来看，辕固生临别赠言对公孙弘光大儒学寄予了厚望。当时，应召的儒生人数不少，为何辕固生唯独嘱托公孙弘呢？况且，当时“博士”不过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小官，偶尔充任皇帝的顾问。

“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弘乃病免归”，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回到家乡。

“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淄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元光五年（即前130年），汉武帝又下诏要求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淄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公孙弘推辞说：“我曾经西入函谷关应天子之命，因为无才能而被罢官回家。希望大家推选别人吧！”

“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淄川国人坚持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到长安后在太常官所待命。“太常”为九卿之一，掌管宗庙礼仪，兼负责选试博士。

“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对策”是指应考者回答有关治国方略，“第”为名次的意思。太常评定一百余位应考贤良儒生的对策，公孙弘排名为下等。

“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对策文章呈奏御览，汉武帝选拔公孙弘的文章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汉武帝下诏公孙弘觐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公孙弘再次成为博士。

失败是成功之母。

狱吏犯法被免，博士被认为无能，此前的失败经历为积累了经验教训，公孙弘再次入朝便官运亨通了。“二岁中，至左内史”，“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薛泽被免，御史大夫公孙弘升为丞相。

从平民到丞相已是少有，六年之内三级跳更是少见，“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位居丞相又被封侯开创了汉朝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