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楚王府惊天变局：劫杠案——三大疑云之一，小劫化大谋反疑云

前言：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二月，湖广巡抚赵可怀的九年考核期满。明代官员的考核分为初考（三年）、再考（六年）和通考（九年）。每次考核结束后，会根据评定结果给予官员称职、平常或不称职的评价，以决定其进一步的处理方式，如升迁、留任或降职。

赵大人表现极为出色，因而获得了升任兵部尚书的嘉奖，仍旧兼管巡抚事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半年之后，楚王一脉的宗室竟在武昌府的巡抚衙门内，将这位尊贵的封疆大吏活活打死。

这种惨案的发生与明末楚王府三大案件之一的劫杠案有着直接的关联。从伪楚王案件到劫杠案件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月，楚藩崇阳王府辅国中尉朱华趆委托本府仪宾袁焕进京申诉，控告本府亲王朱华奎为“异姓假王”。

经过半年多的博弈，现任皇帝神宗朱翊钧下达圣旨：“非假甚明，无需再勘问。”坚持继续调查的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因此致仕回乡，朱华趆等人也被剥夺爵位，降为庶人。然而，楚藩内部对皇帝的决策不满，东安王朱英遂、武冈王朱华增、江夏王朱华塇等宗室郡王纷纷上书支持朱华趆，但最终都被神宗压制。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九月，楚王朱华奎以“助大工”为名，向神宗皇帝奉上两万两白银。然而，银两刚过江到达汉阳县，楚藩宗室的朱蕴钤带领数百人，绑架了押解官员，将这些贡银全部劫掠一空。由于这种进献给皇帝的礼品被称为“皇杠”，此案因此被称为“劫杠案”。抚院凶案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由武昌府负责粮运及农田水利的通判出面，迅速抓获了三十二名参与劫杠案的嫌疑人，并缴获了赃银二千九百余两。

这些参与者皆为楚藩宗室，但地方官却将他们剥去衣服，随后“加桎梏而鸣金鼓以入于会城”。这种羞辱性的行为，自然激起了原本心怀不满的其他宗室的愤怒。他们相互联络，于当年闰九月初五日，组织了三千余人持械突入抚院，将遇到的武昌道清军副使周应治和湖广督学副使窦子偁痛殴致重伤。

周应治被一群人“赤剥乱打”，惊慌失措，仓皇逃入了赵可怀所在的内衙。赵巡抚大怒，质问这是否是在造反，并立刻出面制止。在去年的“伪楚王案”中，赵可怀的表现一直被认为偏袒楚王朱华奎，楚藩宗室对此早有不满。眼看他出面调停，朱蕴钤和朱蕴訇突然挣脱刑枷，猛击赵可怀的头部，将他当场打死。

湖广巡按吴楷正值出巡荆州之际，听闻抚院事变后大为震惊。他一方面紧急撰写报告上奏朝廷，另一方面则连夜赶回武昌以掌控全局。此时，楚藩宗室正围困布政司，甚至抢掠库银，史称“纵横城中，肆行抢掠”，而楚王府则对此事“毫无察觉”。怒火中烧的明神宗

闰九月二十四日，内阁接到了吴楷发来的揭帖，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首辅沈一贯立即向神宗汇报此事，同时指出当前形势不明，亟需迅速任命一位新的巡抚，要求其“刻期到任”。此外，河南和郧阳两地巡抚职位空缺，而这两地“皆楚接壤”，希望陛下能够立刻补充官员。

贡银一事，无疑触动了神宗的底线。一直拖延的朱翊钧这次行动迅速，将涉事的楚藩宗室定性为“强盗”，并要求严惩。赵可怀已经因公殉职，立刻要选任新的巡抚接替他的职位。然而，皇帝仍保持了基本的理智，对揭帖中提到的“三千余人”这一数字表示怀疑，认为可能被夸大，或不排除有无辜的观众混杂其中，因此要求地方官员必须进行仔细的甄别。

揭上愤怒地说道：“恶劣的宗室劫掠抢夺银两，残害抚臣，实在是极端的悖逆行为。既然他们是强盗，怎能因为宗室身份而留情？命令各地抚按按照法律尽快抓捕他们。内中奏报说他们聚集了数千人，恐怕会有不少人前来观望。务必捉拿真正的凶犯，切不可牵连无辜。同时也不允许因而放松懈怠，导致罪犯逃脱天诛。由于巡抚员缺，命令立即选派一个才干合适的人选前往处理。”

五天后，湖广左布政使梁云龙被迅速任命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负责巡抚湖广地方。兵部署部事萧大享被派遣去催促郧阳和河南巡抚。神宗则表示，自己本打算“慎重选择”，但眼下局势紧迫，只能“朕当一一派遣”。从治安事件演变为谋反重案

截至目前，朝廷的处理方式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尽管神宗曾放出强硬言辞，但也仅仅是命令楚王府和湖广官员“不得包庇恶党奸人”。然而，到了十月初二日，当朝廷接到吴楷的第二封奏疏后，事态的恶化程度已经远超皇帝与内阁的预期。

在吴楷的报告中，当前武昌府内“贼党横行”，由于官军兵力有限，只能在城墙外围进行防守。根据最新情报，楚藩宗室已经发布公告，计划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动起义，准备“顺流而下，稳固南京”。我目前已在承天府调兵“待命进攻”，但因涉及宗室事宜，希望陛下能发布特旨，这样大家才能避免畏首畏尾的局面。

在听取沈一贯的汇报后，神宗明确指示：“既然是强盗叛乱，何必顾及宗室身份？”言下之意是，我早已定下基调，你们为何还在拖延？十月初四，神宗传令兵部与都察院，要求湖广本省各官“迅速发兵擒拿”，同时命令郧阳、江西、河南各地的巡抚以及南京兵部“视情发兵协助剿灭”。

十月初六日，兵部对此提出异议，指出自楚宗之乱以来，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湖广巡按方面仅送来两封揭贴，结果事态从抢劫演变为造反，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朝廷一无所知。对此，兵部认为今后若有紧急情况，该省抚按应当“星驰塘报”。首辅递交辞呈

先前的“伪楚王案”逐渐演变为首辅沈一贯与次辅沈鲤之间的党争。到了“劫杠案”时，楚藩宗室发榜声称赵可怀“党助亲王，以假乱真”，并指责首辅沈一贯索贿纳贿，偏袒假王。

沈首辅勃然大怒，心想这次又怎么回事，真是无休无止了。不过，沈一贯历经风雨，迅速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向神宗上疏辞职。皇帝也感到头疼不已，天天遇到这种辞职申请，实在让人厌烦。他心里盘算，沈一贯一走，那谁来为我挡刀？辞职无门。

上曰：“自古以来，奸臣谋叛往往借故挑起事端，肆意诬蔑以图煽动人心，掩盖自身罪行，岂会有所顾忌？昨日所言楚府之事，朕心中早已明了。臣下们的会议意见也一致。朕公正裁决，此事与卿无关。卿的廉洁和忠诚，朕已深知。奏报应当不求自明，而应致力于宣扬国政。传信之事办得妥当，深得大臣们的赞赏。军机事务至关重要，还需专注于内政，以助于国家谋划。何必自招嫌疑以求退却？所言辞令不被采纳。”后续处理事宜

十一月初三日，湖广巡按吴楷上报“叛宗已被擒获”。在这一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并未动用大军进行围剿。吴楷随即请求暂停各地官军的调动，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戊戌年，湖广巡抚吴楷已经镇压了叛乱宗派，省内局势略有平稳。他请求停止各地调动军队，并让本省的兵力负责防守。得到批准。—《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

神宗又下诏湖广巡抚梁云龙，要求他今后执法必须“端正自身，严格守纪”，不得“畏惧避让豪强”。对于楚王，皇帝则命其警示本府宗室，对所有无封无禄、擅自出城出境者予以严厉惩处。

然而，当一切开始趋于稳定时，党争却再次爆发，朝廷舆论纷纷指责沈一贯故意将事态扩大，明明问题并不严重，却强行调兵围剿。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向朝廷上奏，认为楚藩动乱的根本原因还是“伪楚王案”，建议朝廷重新进行调查。

楚宗杀害抚臣，其罪确实不可赦免。然而，假托王命的说法，未必全然没有影响。如果不进行严格的审查，如何能使诸宗信服？并且，对疑案不作出明确的裁决，也不是给后世做榜样的做法。应当参照宪宗朝的先例，或者将案件交由抚按官员处理，或者派遣廷臣调查。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是假托王命，那么诛杀盗国之人；若查明是真有其事，再追究诬枉之罪。如此一来，隆亲藩在掌握权力的同时，必能避免再度发生喧嚣滋乱的局面。——《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

刑科给事中钱梦皋立即上奏驳斥，并指责林秉汉是郭正域的党羽。神宗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将林秉汉降职五级，并调至边疆去任职。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三月，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梁云龙、抚治郧阳的右副都御史和湖广巡按吴楷，将会勘后的楚宗罪行按轻重分等呈报朝廷。刑部随即召集府部九卿和科道官员进行复议。

那年四月，神宗最终裁定：朱蕴钤和朱蕴訇被处斩。朱华隽等五人被勒令自尽。朱英嫶等二十三人被押送凤阳高墙禁闭。朱蕴钫等二十五人被革去封爵，发配到远府闲宅拘禁。朱蕴䥸等十五人被降一级爵位，并革除两年俸禄。

在此次事变中，原湖广都司朱国忠因“兵事不修，怯于应变”而被免职。原武昌府知府徐应簧则被提拔为本省副使。此外，报上有功的官员多达九十二人。楚王殿下对此十分欣喜，重新筹集了一万九百三十六两白银进贡给神宗。

结语：劫杠案实质上是伪楚王案的延续。朱华奎平日里对宗室严苛过度，这使得本府宗室对他怨恨极深。然而，楚王殿下并未谋反，也未乱伦，难以轻易将朱华奎拉下马，因此大家一致称他为“异姓假王”。

到达京师后，朝堂上的各派大佬纷纷借此机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到“妖书案”爆发，大家的注意力才被转移。然而，陷入绝望的宗室们又以调查行贿证据为借口劫掠皇杠，险些导致整个宗族的灭亡。

至于说沈一贯是小题大做，完全没有任何依据，不过是东林党人后来故意抹黑的说辞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