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政策对西汉王朝有何影响？

西汉抑商政策的演变伴随着这个王朝的始终，随着朝廷施政方针的变化而变化着，并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项政策的推行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但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有其缺陷，抑商政策也不例外，它的实施对西汉王朝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抑商政策对西汉王朝的积极作用

1.缓解财政紧张

西汉王朝在财政出现危机之后开始了抑商，但是在抑商后财政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却并未停止，而是继续运行，因此抑商所得的财物也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供应着国家的各项支出，以此来持续不断的缓解着财政的紧张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抑商政策实行后，由于有了新的财政收入，抑商后的动作明显的多过抑商之前，就拿修筑防御工事以及新修工事来说，抑商前共有6次，而抑商后是14次，是之前的两倍还多，抑商后的财政状况可见一斑。

2.规范商业秩序

商业作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发挥的作用是其他行业所无法代替的。武帝时期的抑商政策发展步入成熟的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此时无论商人还是商业所遭受的压迫都是前无古人的。

所谓抑商不是灭商，而是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对商业进行规范化管理，这些干预的手段不仅对后世商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在当时该政策实行后所产生的效果及商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3.币制统一

西汉币制，自开国到王莽新朝，货币几经转变。不少商人利用币制的变化，“积货逐利。”民间又多私铸钱币，王侯之国以及拥有铜矿的郡县铸币成风，以至于“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在利益的诱惑下抛弃本职工作去私铸货币的人越来越多，“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如此导致国家税户减少，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危害市场秩序。王侯之国以私铸致富，与中央分庭抗礼，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威胁。

贾谊曾清醒地认识到了私铸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引师古注曰：“殽谓乱杂也。赢，余利也。言不杂铅铁，则无利也。”但文帝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直到武帝时期，一方面，经过几朝的积累尤其文景之治后，国力增强，已经有能力彻底收回铸币权；另一方面，武帝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战，因而需要大量的物资、资金作为后援。于是以钱币的改革为开端并逐渐收回了铸币权且对币制进行了统一。

武帝的货币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首先，币制统一增强了民众的市场信心，规范了市场秩序。

“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其次，“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币制统一避免了劣质币种的流通与奢侈之风的蔓延，防止暴利获得者利用工商业互相倾轧；第三，统一货币遏制了贫富分化，“非散聚均利者不齐。”

除此之外，收回铸币权，由国家统一发行货币，还有利于保证钱币的发行数量，可以有效避免货币泛滥，物价贬值，确保钱币的足质足量，保证货币在流通中的可信度。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作为抑商政策的一部分，其实行对于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4.盐铁暴利服务于民

农耕文明社会，盐铁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必需品，盐铁行业也因此成了古代社会的暴利行业。古有猗顿起于盐、邯郸郭纵起于铁。秦汉之际的卓氏，在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状态下仍能在蜀地靠铸铁富比人君。

盐铁行业往往能够积累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多掌握在个人的手中。如此发展，势必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失去应有的平衡。

盐铁专营政策实行后，首先获益的是国家的财政。收获的利益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提供了物资的支持。甚至在皇帝的出巡方面，也是大臣在后方支持。其次获益的是经营盐铁的市场秩序。汉初允许盐铁私营，主要由富商、豪强所控制。他们以利为本，价格自由决定，质量参差不齐，百姓不堪其苦。

再次就是在抑制豪强势力、改善贫富不均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这就是桑弘羊曾提及的盐铁官营最初的目的及初衷。国家实行盐铁官营的本意不是为了单纯地获利，而是助力农业发展，抑制豪强末业集团，禁止奢侈并堵塞兼并的道路。当时在武帝的支持下，这一政策实施后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除了以上所提几项直接与盐铁有关系的获利事项外，之前所提到的诸如救济灾情、减免赋税等方面，也都得利于盐铁官营所带来的财政收入。

5.稳定物价

武帝时期对于商品价格的调整，起最大作用的无疑是均输平准政策。

汉武帝元封元年，开始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

“置均输官以给相运，而便远方之贡。”均输平准的作用在于调整运输以及平衡物价。但是在均输制度实行后，均输部门不仅参与经营贡赋的运输，中央政府的许多运输活动都参与其中。因此均输平准对于全国物资的调配以及供需都起着统筹管理的作用。

此外，除了经济方面，均输平准在节省劳力，保障社会生产等方面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

在市场与物价稳定的条件下，百姓各安其职，安心生产。调整运输后，官营运输业的效率大大提高，自耕农服徭役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减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保障了民生。

6.商业稳步前进发展

首先是商业都会的增多。商业大都会的存在往往是一个地区商业繁荣的证明。商业都会汇集大量的人口和丰富的物资，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和货源保障。

汉代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首都长安之外，还有燕、洛阳、临淄、陶、睢阳等。这些商业都会大都是物质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及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商业辐射面广。

能够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其次是富商大贾人数的上升。秦汉时期商人数量激增。这是一些比较典型的商人，其他从事商业致富的也不在少数。商人数量的增多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状况。再次，商业活动范围扩大，“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内远距离商业开始发展。

如前文所述，在西南地区有唐蒙通巴蜀而拓展的贸易、文化往来；第二，边境贸易繁荣。除互市之外，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北地区的贸易，使团来往频繁；第三，国际贸易兴起。”；第四，海上贸易扩展。西汉时期，海上航路打通，推进了南海交通、贸易的发展。

西汉时期抑商政策推行，从表面上看是抑制着商人及商业的发展，但是从实行后的所带来的效果看，对市场的规范、推动作用显然更大。

不仅为以后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促进了当时商业的向前跨越。通过对商业都会、大商人及生产区域化和商品交易规模等发展情况的分析，秦汉时期特别是在西汉王朝，商品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

二、抑商政策对西汉王朝的消极作用

抑商政策实行后为西汉王朝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它实行的初衷是好的。事实证明在抑商政策实行后西汉政府在财政、外交、疆域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有曲折，都有其两面性，存在利弊。我们不能因功大而忽视其实行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1.腐蚀西汉官员队伍的纯洁性

从理论上来讲，西汉立国以来，入仕为官，对所有人是开放的。但是事实是，西汉曾明令规定“有市籍者不得宦。”直到汉景帝时期，这项条令才有所放宽。但是对于商人入仕仍然有财产方面的限制，“訾算四得宦。”事实上，商人真正开始大规模进入仕途是在武帝开始实行盐铁官营的抑商政策之后。

首先是孔仅、东郭咸阳及桑弘羊等人的发迹，出任大农丞、治粟内史等职务。三人皆是商人出身，因而“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鉴于此，在实施盐铁官营后，因需要在各地监督盐铁事宜，故而“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商人开始为官为吏进入仕途，这就打破了原来固有的为官制度，官员队伍的成分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求富逐利是商人的本能，这无关于他们是商或者是官。在官僚队伍中大量任用商人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利益的方面。诸如：“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的任意刁难，压价强行收购的行为。

农人不习……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因谋私利而造成的伤农问题；“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多苦恶，用费不省”、“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硁，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等铁器规格不符、质量层次不齐、售卖官员玩忽职守、未完成任务强卖以及强迫百姓服役等等之类的问题。

这些都出现在抑商政策在下放实行的官员身上，归根结底还是求利之心在作祟。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也承认盐铁官营等抑商政策的出发点是考虑较为深远的，但是他们也曾指出了在这项政令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即官员任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对于此问题，作为抑商政策支持者的桑弘羊也曾承认，在管理实行的过程中出现“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

2.导致中央地方的财富不均

抑商政策实行之前，中央财政对于地方上是给予大力支持的。

如西汉在打通西南夷道路的过程中，因各种支出较大，“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采取的是县官收入粮食，而由京都内府来支付货款的措施。

在后续多见“衣食仰给县官”、“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大空”等记载，地方财政匮乏。武帝曾多次号召富者佐县官财政之急，然而只有卜式曾数次主动捐钱救济，其他“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可见当时地方上财政困难的严重程度。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令的实行，于是有“用益饶矣”的记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盐铁之利显然是对于有盐铁资源的郡县更为有利，收益颇丰也是情理之中。至于算缗、告缗的实行，更是依靠于地方上豪强、商贾财产多少以及人口数量来取胜的。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一些地区，由于环境或者其他原因，地方的财政问题显然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甚至于解决。

再者，由于抑商政策的实行，商人“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一度影响了正常商业的发展，造成一定时期的物价飞涨，因而一些地方上的财政也出现窘境。

相比于个别地方财政的窘迫，中央在抑商的一系列政策实行后，财政状况却是截然不同的。中央的财富多到需要新设置官员来进行管理，可见二者财富悬殊状况。

抑商政策实行的初衷是造福于民、造福于国家的。政策实行需要人去执行，不同的人执行会有不同的结果。过程中出现偏差甚至不均等问题无法避免，这些问题应该正视。

除对于西汉王朝当时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之外，对后世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发生而抹杀抑商政策实行所带来的对于西汉王朝稳定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

结语

纵观西汉一朝，抑商政策从最初对商人人身的抑制发展到包括商业在内的全面抑制。抑商政策全面推行，既受到我国古代以农为本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统治思想包括汉初的黄老思想以及后来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值得重视的是西汉王朝社会风俗一直为统治者所看重，故而抑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社会风俗的作用。

随着王朝统治的加深，抑商政策的含义也在不断丰富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渐变并逐渐加深、完善的。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渗透在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

当然，抑商政策在实行时对于商人人身的歧视有失公平，另外在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官员不负责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值得反思。再就是大量财富向中央集聚，对于地方施政所产生的不便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但是事物是有两面性的，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否定已取得的成效。就抑商政策整体来说，功是大于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