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有信，何以为家?这场展览，看到上世纪东南亚华侨的悲欢

9月22日至11月3日，“季风有信——蔡里安与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华侨的现实叙事”将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基于清末以来广东地区深厚的华侨史资源，逐步延展关注更早期侨居海外甚至出生在海外的华人艺术家群体，他们当年的回归对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启蒙和美术学科建设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此次展览的主要艺术家蔡里安先生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早期重要的创立者之一。1912年，蔡里安先生生于越南西贡，祖籍广东东莞。1930年开始参加越南民族独立斗争工作。1934年，毕业于越南南圻美术学院雕塑系。同年，因老师黎文义反殖活动失败受牵连，被迫逃亡香港。1936-1941年，在香港聚英中学和九龙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其间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多次参加话剧团、歌咏团、赈济会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1940年代开始，蔡里安先后创作了《工人头像》《青春》《灾民（组雕）》等雕塑作品。其中，《工人头像》⼊选1949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展览会（也称“第一次全国美展”），这是广州美术学院师生首件⼊选全国美展的作品。广州解放后，蔡里安先后在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和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创作有《青年工人》《女青年》《北方农民》等作品。蔡里安晚年深居简出，2005年春在广州谢世。蔡里安颠沛人生与二十世纪亚洲反殖民运动深刻地缠绕在一起，他对劳工难民群体朴素的关注、同情和表达，又以纯熟的法国学院派雕塑技法，将深刻且生动的现实主义叙述凝结在这批独树一帜的雕塑作品中。

《工人头像》，蔡里安，雕塑，1945年

蔡里安说：“我没有学过哲学，自然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感情，更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但他接受过法国输入越南的“工运”及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在南圻美术学院学习过罗丹式的现实主义雕塑。作为雕塑家的蔡里安，竟画得一手好的水彩，干练、沉稳、宁静，似有自然现实主义者米勒的富足精神。可惜的是，在一次台风灾难中，他所居住的木屋倒塌，作品亦损毁殆尽。1950年冬天，其所居住的木屋区（九龙界限街九龙仔村）又突然起火，北风凛冽，火势迅速蔓延，而蔡氏当时并不在家，故使十余件雕塑和数百幅水彩，及收藏书籍、家具、衣物，尽化灰烬，此又为一次巨大损失，可见作品余数寥寥。当蔡里安回家时，所见木屋区居民因痛失家园与亲友而悲痛欲绝之景，心中极度难过，蔡里安以灾民为原型，创作了系列头像组雕，分别为《痛苦》《哀号》《绝望》《愤怒》《挣扎》。

《灾民组雕（绝望）》， 蔡里安，雕塑，高48cm，1950年

从他回国后的雕塑作品来看，蔡里安本人也有意转向苏联现实主义。但并不算十分成功。他似乎还是执着通过形象获得生命，而不是获得某种正确的精神象征。这就像“五四”思想强调的关注现实和左翼提倡的深入生活有别一样。

蔡里安与其雕塑作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蔡里安先在华南文艺学校任教，后又随校迁往武汉，任教于中南美专雕塑系，1958年回到广州，在1965年因身体原因全休，晚年作品较少。蔡里安不善于交际，活动空间也不算大，他似乎仅存在于偏僻的报刊文献，或画会、学校偶尔出现的集体名单里。我们很难判断他是有意的疏离者还是被动的跟随者。目前存留蔡里安本人的少量作品原件及照片、教学记录、相关的学生作业以及藏书。所有有限的文献材料勾勒出的，是这样一位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沉静不语的亲历者，在变动时代之中的谨慎、有限度的主动，和艺术实践上的持守。

《少女》， 蔡里安，雕塑，1950年代

以上便是蔡里安一生中可以关涉到艺术史的景观，得不出什么可交流的结论，你或以为有“经典传颂”的作品，退一步，有没有“激动人心” 的事迹？但偏偏没有，除了和李铁夫一起画过水彩，他和其他艺术界名流没有什么交往，对整个20世纪热火朝天的艺术现代性、民族化的探索也没兴趣，左翼现实主义艺术运动里，他站在队列中却又不在冲锋的前阵，也更没有为名人巨贾造像的花边轶事可供江湖流传，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些现代派艺术家也不一样，他甚至都不属于在新时代“被遗忘”的艺术家。因此，展览没有权利修辞他的美好，或企图挖掘什么被忽视了的价值。正如蔡里安回国后的回避和隐匿，既是某种判断，也是性情——他不让我们在艺术史的背景里看到他，所以生前不办展览不出版，但却通过有意识的涂画安顿垂暮之年。而他的涂画又没有明显的风格、思想，甚至都没有技术和内容上的指向——他像是这个乱哄哄的世界的“游手好闲”者。

《无题》，蔡里安，纸本水彩，29×31.2cm，1940年代

在以广东作为中心进行区域艺术史观察时，当我们的视线跨越文化与国界甚至陆地中心主义的限制后，还会看到一个以航路为连通路径的港口城市群，从蔡里安在西贡（胡志明市）、香港、广州湾（湛江）、香港再到广州的流散旅程中，会看到在这些港口城市间流动的群体通过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所发生的深入交往，创造了更复杂多元的跨文化交流网络。正是这些早期全球化时期复杂的艺术互动与融合，构建了广东地区更为国际化的、开放的现代美术教育基础。蔡里安先生在后期因政治运动影响和身体原因较少创作作品，主要着力于雕塑系的教学工作，从他留下的教学笔记中，可以看到20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不同时期的雕塑教学大纲让这种绕道于越南的法国学院派雕塑教育，成为广美雕塑系的现实主义风格训练系统的基础和某种严谨风格的间接来源，也随之构成了区别于国内其他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艺术面貌和教育传统。

《雕塑系三年制素描教学一点想法》“文革”期间，手稿原件，25页

在本次展览中，同时还会看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类似处境的东南亚华侨艺术家中，蔡里安不是孤例，这些并不总在高光和耀眼处的艺术个体和他们的艺术生涯，构成了另一种更接近生活层面的“边缘”艺术史，他们是中西艺术交流中静水流深的支脉，对他们艺术实践的梳理与重思，不但是对已有的主流艺术史的重要补充，还可以弥补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书写中的诸多裂缝。艺术史的研究、写作和展览总是围绕着杰作和伟大的艺术家展开，但在宏大叙事之外，还有一些日常的、悲悯的、同情的、沉静的艺术史，这些边缘与主流的共同书写则让我们接近更真实的历史，他们的生命故事共同构成艺术浪潮中的整体生态。而在其中，更看到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以艺术抵挡汹涌的命运和时代。

侨批：家书及妻，嘱托日贼陷广州后各项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