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中华文明绚烂图景

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石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北段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型陶鹰20多件，数量多，体量大，造型生动，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动物陶塑中十分罕见。陶鹰非实用器，可能与曾在皇城台进行的宗教祭祀公共活动有关。 图为石峁遗址出土的陶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介绍，他和同事目前正在做遗址出土纸文书的修复保护和释读工作。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莫林恒在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展示了从动物考古学与甲骨学结合的角度，对残碎甲骨进行鉴定的方法。图为利用现生标本比对骨骼部位。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组织参会者进行学术考察，让专家学者在实地考察中感受陕西文物考古的魅力。图为参会者在霸陵陪葬墓发掘现场参观考察。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遗址有哪些最新考古成果？还原了1000多年前边塞风云的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和木简展示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内容？5000年前良渚先民的主食和副食是什么……日前，在陕西西安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来自国内外的800余名考古学者做了500余场报告，内容涵盖考古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和最新成果。

展示最新考古成果

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遗址主体为距今约4000年的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被称为考古界“石破天惊”的发现。

该遗址之所以重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孙周勇表示有3个原因：第一是时间节点，距今约4000年；第二是地理位置，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第三是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有很多共性因素，比如中国罕见的早期石构建筑、地表之上还有城墙、巍峨的皇城台。“石峁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也反映了距今4000年前，在中国北方地区比较复杂的政治格局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背景下，石峁先民建造了固若金汤的城池和复杂的防御设施。”孙周勇说。

在此届考古学大会上，石卯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发布：截至目前，2023年石峁遗址考古项目已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皇城台墓地新发现墓葬17座，已发掘15座。从2022年发掘至今，石峁遗址皇城台共发现墓葬40多座，墓葬成排分布，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分，考古人员已确认这是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

今年还新发现两处通道，一条为下沉式道路，另一条疑似地上通道，由台阶和平坦的地面结合而成，位置恰好处于皇城台的中轴线上。相关专家认为，这两处通道的发现补充了皇城台顶的道路系统，串联起墓地区与生活区，为研究揭示4000年前，石峁遗址人类活动原貌提供了更多有力证据。

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从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的史前石城转到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后者的考古新进展同样值得关注。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介绍，2019年—2021年在该遗址清理遗迹12处，出土各类遗物1500余件(组)。其中出土的800余件纸文书、木简是国内烽燧遗址考古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这些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社会生活等方面。

“由于出土文书均为碎片，近两年，我们一直在做纸文书的修复保护和文书释读工作。”胡兴军告诉记者，文书中，军事题材数量的最多，为研究唐代军事制度的变化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除军事文书外，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书信、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烽燧出土文书显示，这些戍守将士来自中原的雍州、洛州、汝州等地，通过邮驿传递书信成为将士与家人联系的纽带。“在一份未寄出的书信中，戍边的丈夫叮嘱在家的妻子保重身体，照看好家里的牲畜和田地。家长里短的问候叮咛，无不包含着浓浓的思乡之情。”胡兴军说，“为全面了解遗址信息，我们与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对烽燧遗址出土资料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如经检测发现文书纸张质地多为麻纸，少量为皮纸。”

他表示，遗址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各项考古成果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为了解唐代边塞烽堠制度运行，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唐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

在考古学大会上，展示最新考古成果的并不只有石峁遗址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磊带来的《近五年来姚江河谷河姆渡文化考古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岁利带来的《隋唐长安城郊区墓考古新发现》等，都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和讨论，也推进了所涉及学术领域的研究。

提供多角度解读

如何从动物考古学与甲骨学结合的角度，对残碎甲骨进行鉴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莫林恒分享的《甲骨整理中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以湖北省博物馆藏甲骨为例》，展示了动物考古视野下的残碎古甲骨部位鉴定方法，吸引了不少参会者的聆听。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虽然当前对于甲骨学的研究日趋深入，但从动物考古学视野对残碎古甲骨部位鉴定的工作仍有推进空间。”莫林恒说。

“目前甲骨报告中对于残碎甲骨一般未进行专门的骨骼部位鉴定，或只在个别甲骨上介绍是甲首、甲腹、甲尾、甲桥部位。而对于甲骨这类珍贵文物，可以提出更具体准确客观的骨骼部位鉴定单位。所以，我们提出‘甲骨最小可鉴定单位’这一概念，并统计最小个体数。”莫林恒解释说，“此外，我们还提出并使用‘上下径’‘左右径’概念以及‘甲骨面积’测算标准。”

他强调，面积是一项客观记录甲骨尺寸的数据，可以更直接判断甲骨大小，其信息还可以与最小可鉴定单位、甲骨上下径、左右径、重量相互参照。对于理解甲骨的大小，保存状况，复原甲骨的尺寸都有一定的作用。

“甲骨的骨骼形态与甲骨的整治工序及卜兆形态、卜辞行款之间有着内在密切联系，对残碎甲骨的骨骼部位鉴定不仅能为缀合甲骨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加深了古代商人利用甲骨进行占卜这一宗教行为过程和意义的整体认知。”莫林恒说。

据莫林恒介绍，该研究项目还利用古DNA检测、显微镜微痕观察、碳14测年等现代科技手段展开综合研究。“这将对进一步推动甲骨学的细致深入研究起到促进作用，为未来整理、研究同类珍贵文物资料积累经验。”

鸵鸟蛋壳的利用模式和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会有怎样的关系？在中国又呈现了怎样的面貌？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艳花关注的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鸵鸟蛋壳的利用模式探讨”。

至少在距今5万年前，非洲和北亚为代表的地区已经有了人类非食用性利用鸵鸟蛋壳的实例，其向周边的传播和交换等被视为现代人扩散的重要指标。“在中国，鸵鸟蛋壳装饰品极为罕见，目前仅出土于距今3.4万年以来的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等。”宋艳花说。

她从鸵鸟蛋壳装饰品的制作技术和类型两方面，尤其是制作过程中蛋壳原料采办、毛坯加工、钻孔工艺、穿系方式和使用功能的每个工序环节来讨论鸵鸟蛋壳饰品作为一种特殊材质、特殊功能的存在，其来源和扩散、技术类型和功能的相关研究都将为进一步探索世界范围内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在这些研究中，新的研究视角、多学科综合研究等被运用，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多角度的解读。

回应学界关注问题

在陕北地区，石峁遗址周围的其他龙山时代遗址与石峁遗址具有相似的文化，被称为“石峁文化”。由于石峁遗址以及石峁文化的重要性，石峁人群来源的相关研究成为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热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生薛家旸分享的是《古线粒体基因组探究石峁人群来源和遗传结构》，正是对该热点的回应。据介绍，研究采用古DNA方法，对9个遗址的172例个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石峁遗址人群和同属于陕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人群之间具有紧密的母系遗传关系，这意味着石峁遗址人群很可能主要是来源于本地；石峁遗址人群和石峁周边同属石峁文化的古人群之间同样具有紧密的遗传关系，表明了石峁文化相关人群之间很可能具有相同的母系遗传成分。

汉文帝霸陵是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其准确位置一直是学界关注热点。“相关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赢在本届大会介绍了汉文帝霸陵的考古收获，“霸陵的形制布局上承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阳陵、茂陵等陵园规制，是研究探讨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等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数千年前，繁盛于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中国早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篇章。近年来，随着良渚遗址考古工作以及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良渚先民的生活也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尤其是对于良渚先民的饮食结构与骨骼健康及其关系的研究颇受学界关注。

浙江外国语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讲师孙刘伟分享的正是“良渚先民的饮食结构与骨骼健康”研究。他认为，良渚先民以稻米为主食，以鹿等为主要肉食，以鱼、螺蛳等为水鲜，瓜果蔬菜包括桃、李、葡萄、南酸枣等。通过对良渚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和水稻植物硅酸体分析发现，当时的稻米形态短圆，近似现代的粳米。

孙刘伟表示，良渚先民的骨骼健康与饮食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当时的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是一个生态系统相互动态适应的结果。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延伸阅读

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动物殉葬坑的发掘

2017年到2021年，汉陵考古队对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的部分外藏坑、陶窑遗址、陪葬墓等进行了发掘，出土陶俑、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等文物。同时，还勘探发现了霸陵陵园墙址，最终确认江村大墓即汉文帝霸陵。

霸陵动物殉葬坑位于汉文帝陵西南约600米的白鹿原西坡，约有100余座。本次共发掘23座。坑内填五花土，底部椁具为砖栏、陶棺、木棺。椁内主要为动物骨骼，并有少量塑衣陶俑、陶器等。经鉴定，此次发掘出土的动物种类有印度野牛、牦牛、马来貘、虎、大熊猫、羚牛、苏门羚、孔雀等。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在陕西省属首次发现。

薄太后南陵动物殉葬坑位于封土西北约250米处，该区域分布有10列42排共计380余座。殉葬坑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底部椁具为砖栏、陶棺、木棺。坑内均为动物骨骼，经鉴定共计30个属种，其中鸟类18属种、爬行类1种、兽(哺乳)类11种，大多数为珍稀野生动物，如丹顶鹤、褐马鸡、犀鸟、金丝猴等。

多种珍稀动物的发现为文献记载的皇家苑囿动物种类提供了考古学证据。本次考古发掘的动物殉葬坑，是西汉皇家苑囿在地下的再现，丰富了西汉帝陵的外藏系统，对研究西汉帝陵制度、秦汉皇家苑囿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