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襄阳沦陷之后，南宋没几年就灭亡了

1268年九月，忽必烈任命刘整为镇国上将军、都元帅，派他协助蒙将阿术袭击襄阳以南的宋朝沿江诸郡，并在俘获数万百姓后北返。

这一次，吕文德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急令各地加强防御，并命令吕文焕不断派兵出城干扰蒙古军筑城。

然而此时反击，为时已晚矣。吕文焕的多次出击均被击退，未能改变被困的局面。

1269年初，忽必烈命令史天泽在万山、鹿门山等地修建壁垒与壕堑，切断襄、樊两地与南宋的陆地补给线。

很快，史天泽便围着襄、樊二城构筑了三条防线。

这三条防线就像枷锁一样，将襄阳、樊城这对双子城死死围住。

见情况不妙，吕文德一面上书朝廷，申请支援。一面从京湖各地抽调兵马，驰援襄阳。

1269年三月，“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奉命驰援至襄阳，与蒙军在樊城外围展开大战。结果由于准备不足，张世杰未能战胜蒙军，无功而返。

六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从黄州出发，率水师沿汉水逆流而上，突破蒙古军防线，将大量衣甲兵器粮草运进了襄阳城内后，又再次突破蒙军防线，顺利返回黄州。

七月，汉水暴涨，夏贵带着三千艘战船、五万水军，满载粮草盐布，再次浩浩荡荡驰向襄阳。因为有上一次的成功经验，夏贵这一次信心满满，意图拔掉蒙古军在襄阳以南，汉江西岸的堡垒。然而，由于宋军战力羸弱，夏贵大败而归，损失了两千多人和五十多艘战船。

八月，见夏贵兵败，黄州都统制范文虎急忙引兵北上驰援。结果，由于范文虎的大意轻敌，宋军在行至灌子滩时，遭到蒙古军伏击，死伤无数，身为主帅的范文虎仅以轻舟小船逃遁，场面极为狼狈。

从三月至八月，后方一连向襄阳派出四批援军，结果有三批都被蒙古军打得惨败。这个结果令身为京湖制置使的吕文德羞愧难当。

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羞愧中病死于鄂州。

临死前，吕文德为自己晚年所犯的错误深感愧疚，表示：“误国家者，我也！”

吕文德死后，贾似道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使，全力负责解围襄阳。

1270年正月，李庭芝进抵鄂州，整军备战，准备再度北上驰援襄阳。

可是，就在李庭芝准备进军时，此前被蒙古军打得大败的范文虎却因为不愿意接受李庭芝的节制，公然拆台，拒不配合。

当时，范文虎给贾似道写了一封信，说只要朝廷给他数万兵马，他就能解襄樊之围。只是希望朝廷能让他自由发挥，不接受李庭芝的节制。功成之日，他不要名利，全都送给贾相公。

这种便宜时，贾似道当然不会错过了。他旋即提拔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享有独立军政大权，可以继续统领本部人马，不必接受李庭芝的指挥。

由于贾似道的瞎指挥，于是在当时的京湖战场上，宋军便有了两个负责人。一个是京湖制置使李庭芝，一个是福州观察使范文虎。

京湖宋军的战力、兵力，原本就弱于蒙古军，现在又有两个负责人，兵力被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个负责人还是废柴。这仗还怎么打呢？

后来，范文虎故意不配合李庭芝。不配合也就算了，他每天宁可打马球，搂着妻妾宾仆饮酒作乐，也不愿意出兵驰援襄阳。

而李庭芝的兵力又不足，只能是干着急，坐视襄阳战局。

国难当头之际，前线将领竟然如此误国，南宋也着实是无可救药。

1270年春，距离上次夏贵送来给养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见援兵不至，吕文焕亲率步骑一万五千人、兵船百余艘，奇袭蒙古军设置在襄阳西北的造船基地万山堡，试图在西线撕开蒙古军的防线。

但蒙军统帅阿术早有防备，派出张弘范迎战，以诱敌深入之计将吕文焕打得大败。

不久后，吕文焕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御史李旺向贾似道进言，说吕文焕难当大任，应当罢免，并建议贾似道委派湖北安抚使兼鄂州知州高达为襄阳知府，总领襄阳的战局。

得知朝廷有意换将，吕文焕急了，他很清楚失去兵权的后果。于是，他连忙派人在城外抓了几个蒙军的哨骑后，就赶紧向朝廷报捷邀功。

贾似道本来也不想罢免吕文焕，见其报捷，这个事情也就敷衍过去了。

不过，从这件事上也不难看出，吕文焕与南宋朝廷是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关系。

可以说，正是这种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提防的关系，为后来吕文焕和吕氏一族的集体降元埋下了伏笔。

1270年三月，针对蒙古军不善于水战，以致宋军水师可以依靠汉水在战场上来去自如的问题，刘整向忽必烈建议“造战船，习水军”，寻求在水上也建立制服宋军的优势。

忽必烈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同意了刘整的建议。

随后，刘整奉命造船5000艘，操练出了7万蒙古水军，抹平了宋蒙之间的水师差距。

宋元时期战船

在训练水军的同时，刘整还别有用心地在汉江中间修建堡垒、拉铁链、钉木桩，阻断宋军舰船对襄阳城的支援。

由此，襄阳与外界的沟通成本变得非常巨大。襄阳方面的战报和宋廷送往襄阳的升迁圣旨，往往都需要水性极好的潜水员才能传递。

此时的京湖战场，形势可以说是异常危险，急需一个大人物坐镇鄂州才能扭转颓势。

这个大人物的最佳人选，显然就是贾似道。

因为范文虎这些拥兵自重的将领，都是他提拔了。只有他亲自坐镇鄂州，才能将人心涣散的京湖宋军重新拧成一股绳。

可是，由于宋度宗离不开贾似道，不让其挂帅出征，这个事情也就始终悬而未决。

当然，“皇帝不同意”，这只是贾似道的一面之词。有很多资料可以佐证，当时其实是贾似道不愿意挂帅出征。每当百官督促他挂帅时，他就托人请愿，迫使宋度宗下诏平息舆论。

宋军这边的政局混乱，令蒙古高层欣喜不已。

1271年五月，忽必烈向前线增兵，加强了对襄、樊两城的围攻力度。

见蒙古增兵，宋廷内部吵翻了天，质疑贾似道指挥能力的声音不绝于耳。

为了平息舆论，贾似道一面扬言辞官，借此要挟宋度宗。一面从重庆、泸州等地抽调精锐增援襄阳。

可是，远水解决不了近渴。指望四川援军解救襄阳，未免过于理想了。

此时，无兵可派的贾似道也终于想起了废柴范文虎。

你小子不是跟我打包票，可以解除襄阳之围的吗？现在过去一年多了，你倒是给我去解围啊！

面对宰相大人的出兵手令，范文虎不敢再推诿抗命，随即亲率舟师十万、战舰千余艘，增援襄阳。

结果，范文虎这一次又被蒙军击败，而且是被蒙古水军击败！

在此之前，宋军能够对抗蒙古近四十年，一是因为善于利用地势打防御战，二是水师的战斗力远强于蒙古军。

如今经过刘整的精心操练，南宋水师所长期保持的技术优势，已经开始因对方的练兵成果而无法维持。

这个变量，可以说是宋蒙战争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大元。元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再一次加强了对襄、樊的围攻。

1272年初，元军对已围困近五年的樊城发起总攻。

攻城期间，阿术和刘整亲自督战，元军士气如虹，攻破了樊城外城，斩杀宋军两千人，俘将领十余人，迫使残余宋军退至内城坚守。

此时的襄、樊二城，城内的粮食是够吃的。但盐、薪、布帛等物资奇缺。人长期不吃盐也不行，受此影响，襄阳、樊城守军的军心开始浮动。

见襄、樊守军人心浮动，李庭芝在调遣不动范文虎所部的情况下，将大本营从鄂州移至郢州（湖北钟祥），决心以郢州、均州（湖北丹江口）为反攻据点，对襄樊两城进行物资援助。

1272年四月，李庭芝以重金征募均州一带的民兵领袖张顺、张贵兄弟。

五月，受李庭芝的委派，张顺、张贵率领三千死士和大量物资从均州出发，走水路对元军的襄阳防线发动进攻。

在战斗中，张顺身中六箭，英勇战死。张贵带着剩余士卒，成功砍断元军布设在汉水上的拦截铁索，顺利抵达襄阳城中。

时隔数年，襄阳军民再次见到援军带来，无不欢欣鼓舞。

不过，援军带来的物资只能解一时之困，此时的襄阳局势依然危急。

1272年九月，张贵派潜水员联络范文虎，希望能与范文虎南北对击，打通襄阳外围的交通线。

范文虎对此很感兴趣，很快做出回应，与张贵约定在襄阳东南面的龙尾洲会和。

然而在约定的当天，废柴范文虎居然没来。加之张贵的军中也出了叛徒，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士兵不满惩罚，叛逃到了元军大营，将张贵的计划和盘托出。

结果，张贵所部在数倍敌军的围困下，全军覆灭。在战斗中，张贵负伤数十处，被元军俘获，他坚贞不屈，拒绝诱降，惨遭元军杀害。

事后，元军派人抬着张贵的尸体到襄阳城下，迫使守军投降。吕文焕派人将张贵的遗体收殓，并与张顺合葬在一起，立双庙祭祀。

龙尾滩一战，严重挫伤了襄阳宋军的士气，此时的襄、樊两城已经危在旦夕。

1273年正月，元军将一种被称之为“回回炮”的巨型抛石机被运至樊城郊外。

这种巨型抛石机的威力巨大，元军发炮试射，仅用几炮就轰穿了樊城的内城。

随后，元军迅速冲进城墙垮塌的樊城内城，将城内的守军和老百姓屠杀殆尽。

樊城被攻破后，襄阳城彻底沦为孤城。

元军见“回回炮”好用，便继续使用“回回炮”轰击襄阳。并只用一炮就击毁了襄阳城上的瞭望楼。

面对如此降维打击的利器，襄阳城中的军民无不是人心惶惶。

1273年二月，在元军的军事威慑加政治利诱下，襄阳城中的守军将领纷纷主张投降。吕文焕感到大势已去，只得在与元军统帅阿术约定“保全城安全”后，开城投降。

元军进入襄阳城的当天，都统范天顺不屈，自缢殉国。

范天顺是范文虎的侄子。都是范家人，一个是英雄，一个是饭桶，反差实在太大了。

襄阳临汉门

1273年六月，携攻破襄、樊之余威，元军对均州、房州发动攻击。两地宋军无力抵抗，均州、房州陆续陷落。

元军拔除宋军据点的同时，还在后方加练水军。刘整在忽必烈的授权下，又火速训练出了六万水军和两千艘战船。

1274年正月，忽必烈任命伯颜为南征统帅，积极筹备准备全面攻宋。

见形势不妙，贾似道任命汪立信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湖广总领，赵溍为沿江制置使兼淮西总领，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率水师守卫鄂州至黄州的长江防线，李庭芝、夏贵分任淮东、淮西安抚制置使。

此时的宋朝，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一旦长江水战失利，鄂州不保，南宋也就只剩下东南一隅之地了。

然而，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南宋竟然还在内斗。

先是李庭芝和夏贵不合，两人因为是否进攻正阳、颍州而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还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

紧接着，汪立信与贾似道又爆发矛盾。

1274年七月，宋度宗赵禥驾崩，年仅四岁的宋恭帝赵㬎即位。

新君登基，免不了要进行一番劳民，伤财的祭奠和登基仪式。

对此，汪立信看不惯，便给贾似道写一封信。

在信中，汪立信首先批评了贾似道，说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失去十之八九了，元兵随时都可能南下，你作为宰相，应当抓紧时间做战略部署。而你却贪图享乐，倒行逆施，你这样做，对得起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吗？

除了批评外，汪立信还在信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以应付危局。

上策是将全国兵力抽调至长江北岸，每百里设一屯，每十屯设一府，加强长江和淮河的防御力度。

中策是遣使求和，以此拖延时间，为建立长江防线赢得时间。

下策则是投降。趁着现在手上还有几十万大军，跟元廷争取优待政策。

汪立信的上中下三策，估计贾似道没看。因为他只看前面的批评部分，就要气炸了。

在愤怒之下，贾似道临阵罢免了汪立信。

临阵换人，贾似道着实是昏了头。

1274年九月，趁着宋朝内讧不断，伯颜率领二十万元军和大小战船一万余艘，从襄阳出发南下，对宋朝发起总攻。

为了配合伯颜的主力南下，淮东的两万元军以及淮西刘整和塔出的数万人马，也同时向南宋的淮东和淮西发起进攻，借以牵制宋朝两淮军区的兵马。

同年十二月，元军在陆续攻克沙洋、新城等汉水沿岸州县后，抵达鄂州城下。

在元军抵达之前，夏贵已经提前率军赶到，并布置了防线。

但这场关键的鄂州之战，夏贵没打赢，最终带着残兵败退到了庐州。

打退了夏贵，伯颜随即任命吕文焕为先锋，负责攻取长江中游沿岸的州县。

这个时候伯颜为什么要派吕文焕为先锋呢？

因为此时驻守在长江中游沿岸的宋军将领，都是吕氏一族出身。

比如蕲州守将吕师道和江州守将吕师夔便都是吕文德的儿子，安庆守将范文虎则是吕文德的女婿。

既然都是吕家人，那让吕文焕出马，显然最省事。

不用打，直接招降就好了。

后来，在吕文焕的招降下，元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杀至长江下游。

得知吕氏一族集体当了卖国贼，贾似道差点没气晕过去。

他是吕氏集团的靠山，就连吕文德也是他提拔的。现在自己提拔的小弟陆陆续续投敌，他有义务收拾烂摊子。

恰好在这时，刘整病死了。贾似道得知后，大呼这是天助我也。于是，他便调集十三万大军，并携带大量金银珠宝，亲自前往安徽御敌。

不久后，宋军抵达芜湖，与元军主力遥遥相望，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战的性质，就有点类似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

宋军如果能打赢，并重创元军水师，南宋依旧可以续命。

只是很可惜，当年的赤壁之战，孙吴联军是全明星阵容。而这时候的宋军，则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贾似道，一个是孙虎臣，还有一个是夏贵。

孙虎臣是靠拍马屁上位的，没什么本事。

夏贵倒是有点能力，但贾似道不重用他。

至于贾似道，此时的他，已不复当年之勇。战争还没开打，他就以一种非常卑微的态度向元军求和。

结果，贾似道的卑躬屈膝只换回了元军统帅伯颜的八个字：宋人无信，唯当进兵。

求和无望，贾似道心灰意冷。

试想，连主帅都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宋军的士气能高到哪去？

1275年二月，元军与宋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爆发大战。这是决定宋朝存亡的一战。

结果，宋军惨败，当天的长江水面上，漂满了宋军的尸体。

得知惨败消息，窝在大军后方督战的贾似道立即开溜，一口气跑了两百里。

事后，贾似道的糟糕表现令他成为宋军眼中的过街老鼠。他逃至扬州后，原本还想就地收拢溃兵，组织防线。但溃兵们见到他后，不仅无人响应，反而还拔刀相向。要不是贾似道当时跑得快，他很可能就被自己人砍死了。

几天后，丁家洲大战惨败的消息传到临安，满朝文武集体上书，要求谢太后诛杀贾似道以平民愤。

谢太后认为贾似道是三朝元老，不忍痛下杀手，便顶着压力，只是将贾似道贬官流放了事。

不过，贾似道的仇人遍布天下，他终究还是在流放的路上被政敌派人干掉了。

1275年形势图

贾似道死后，元军继续朝着临安挺进。

谢太后下诏，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张世杰、李庭芝等将领起兵响应。

此时的宋朝，其实仍然有一二十万可战之兵。如果张世杰有当年陈霸先的实力，能够力挽狂澜，宋廷大概率还能在东南延续个十来年的国祚。

只是可惜，张世杰的功力比起陈霸先，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275年七月，张世杰率军在焦山（今江苏镇江东）水域与元军激战。

战前，为了激励将士用命，张世杰下令将战船以十艘为一个单位，用铁链拴在一起。

元军水师主帅阿术见张世杰采用铁索连船的战法，哈哈大笑，表示张世杰不懂水战，他把船只全部绑在一起，我用火攻，他不是死翘翘了吗？

后来，果如阿术预料的那样，元军水师游弋至顺风位置，向宋军发射火箭，宋军仅坚持半天，便损失了七百多艘战船。

焦山之败，令宋军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临安门户洞开。

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宰相陈宜中劝谢太后迁都，谢太后不同意。陈宜中也不废话，直接就跑路到了温州。

陈宜中开溜的同时，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国舅杨亮节，以及杨淑妃的护送下，悄悄潜出城外，逃到了福州。

二月，见大势已去，宋恭帝遣使出城，向伯颜献出传国玉玺和降表，正式向元朝投降。

伯颜认为使者的级别不够，要求宋廷至少派一个宰相来交涉。由于原本级别最高的左丞相陈宜中跑了。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的头上。

文天祥见到伯颜后，非常有骨气，表示：“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至平江或嘉兴，再商议岁币犒军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彼此有益。如北朝欲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尚在宋属，成败还未可知。如此，兵祸连绵，胜负难料！”

伯颜听后大怒，扬言要杀文天祥。

但文天祥面对死亡威胁，依旧很傲气的说道：“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耳，刀锯鼎镬之逼，又有何惧！”

伯颜南征的这一路上，见过无数宋朝的软骨头大臣，像文天祥这样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

考虑到文天祥很特别，并且又是宰相，伯颜便将其关押了起来。打算押到元大都（今北京）交给忽必烈处理。

1276年三月，伯颜率军进驻临安，将临安城内的户口版籍、册宝仪仗、车辂辇乘、礼乐祭器、图书珍玩等器物，以及宋恭帝、两宫后妃、外戚、宗室、大臣、太学生等几千人，一起押解到了元大都。

后来在押解北上的途中，文天祥趁机逃跑。他跑到福州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会和，一起拥戴下益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

实事求是地说，元军对南宋皇室还是很客气的。既不像金国灭北宋时，对徽钦二帝进行人格羞辱。也没有像蒙古灭金时那样，对金国皇族进行肉体消灭。

南宋朝廷投降后，淮西宋军最高负责人夏贵见大势已去，遂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

淮东宋军最高负责人李庭芝不愿意投降，在扬州战死。

随着淮东、淮西的抵抗力量相继被平定，伯颜认为宋朝失去了长江以北的所有据点，已经掀不起风浪了，便下令班师。

得知伯颜要撤，史天泽的长子史格坚决要求追杀南宋余党，但伯颜表示没兴趣。

由于蒙古军撤退，所以后来追杀南宋流亡朝廷的元军，便都是元军中的汉军世家。也就是张弘范、刘深、史格等人的部队。

这个现象，真的很讽刺。

当年宋高宗赵构与金国签订《绍兴协议》，承认卖国条款“北人归北，南人归南”。

结果百年之后，彻底灭掉大宋王朝的人，恰恰就是当初被赵构抛弃不要的大宋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