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余馆为自地第一”

本文转自：温州日报

“推余馆为自地第一”

——董朴垞为财政次长项骧当家教

董朴垞像。

钱茂伟

3月19日温州日报风土版刊登笔者的《方德植与董朴垞的人生选择》，今再记述民国时期，瑞安籍历史学家董朴垞在原财政部次长项骧家的施教生涯，被评为瑞安城内第一的私塾。

尊师重教，但束修并不高

董朴垞从小就以开学堂教书为理想，其日记记载：“故自余幼时与诸弟妹嬉戏，每每以开学堂教书为事。”（以下引文皆出自其日记）1925年8月，董朴垞正大学辍学在家，机会终来临。因为造屋忙，其师周晓秋（周予同继父）让董朴垞代他，到项骧家教项氏子弟读书《孟子》《论语》《左传》，间读《逊学斋》古文。当时项骧从财政部次长、盐务署署长、盐务稽核所总办任上下台归里，家人随之由北京回到温州瑞安草堂巷，他在家中起新洋楼，聘蒙师课子女，最初聘周晓秋，后改聘董朴垞。“得余教读数月……二生颇率教，馆内求学气氛甚盛也。”由于彼此印象好，所以10月被受聘在其家课其子女，“项氏正式聘我持馆，教其子女以古书，朝读经，夕读史，并学做古文词。束修全年六十元（暑假除外）。”

项骧场面上十分尊重董朴垞。“开馆之日，馆主项微尘（项骧）次长率子女到馆，（楼东偏）过中楼，先拜祖宗神龛，再来铺红毡毯向我老师跪拜，我便避席答谢。礼毕下楼。中午馆主又设宴，肴馔其丰，邀集亲友作陪，其时推我坐首位。我今日始知为教师之贵也。”1927年元月的开学酒，“筵开，群推余坐上座，是为余生来第一次荣遇也。余今日始知读书之高贵也。窃欲余在十五六岁时曾去习商，以不适性即弃去，发愤续学，至有今日也。”1927年3月15日，项骧从上海归家。“至时欢然，与余相揖，致敬西宾礼。到家店，坐书室又然，余始知师道之尊……五时后归。承微尘主人送至门外，甚恭敬，如此心稍稍释然，但总不忘教书为居穷生涯也。”1929年“夕刻清酒，余坐首位，当时陪客有项慎初先生、项二娒相荫轩先生、孙叔海先生辈，有今日始知教书之尊之感。”由此可知，项骧给足了面子，董朴垞是十分高兴的。

不过，从“束修全年六十元”来看，给的报酬并不高。譬如同时期的董朴垞二弟在上海打工，每月至少有30元左右。之所以这么低，与董氏当时身份有关，一个辍学的大学生，可以说价廉物美。另一个小背景，项骧也是一位出名的清官，积累的个人财富可能并不多，所以也大方不起来。

那么，董朴垞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么低的报酬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对项骧有所期望。“项主为国元老，虽近时赋闲，安知来日不东山再起耶？辞开殊可惜。况锦西父渭夫，为江苏硝磺局长，系蒋塾所旧任者，它日事业亦未限量也。总之，读书人必得提携，然后显达也。”此间说得十分明白，就是寻找靠山。“余教此馆四岁，兹能忍耐之者，以其父面情，亦欲为自前程计耳，否则不可朝夕居也。常诵东坡称张良能忍小忿以就大谋，今余实以此措意焉。”简单地说，给部长家女子当塾师，可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也有机会得到部长的帮忙。部长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可以为他谋职帮上忙。

不过，董朴垞不易开口，彼此沟通不足，难免会出现小矛盾。1927年8月其日记记载“午后，项馆送来束修，启视只廿五元，而暑期讲课则无有报酬，殊扫兴也。余固守忠信，辞胡师聘，顾项主太不明理，因自叹读书之不值钱也。虽然余初意为自修，固己不计此。今竟如此，盖迫环境而出斯言也。”暑期讲课无有报酬，这是董朴垞非常不悦的。他与朋友林心伟说及此事，林氏出面与项骧说了此事。于是“至暮，项馆又送暑期修金十五元来，盖得于心伟君一言之助……余教书既较他人为尽心力，顾不得丝毫好处，终觉不甘于心。今既如此，则不无少补云”。如此，董朴垞心态平衡一些。假期要不给另给费用，显然事前没有讲好。

自学国学，推动人才培养

他们能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因素是国学。“项先生虽为当代大绅，出身新派，然学颇有根底，字亦雅健也。”直白地说，他也喜欢国学，所以能接受董朴垞的国学教学计划。董朴垞之所以愿意在项馆教书，是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国学自学计划，进而实现国学人才培养。他在杭州读大学，读的是工科与法科，而他自己喜欢的是文科，尤其是国文国学。他曾想到无锡国学专修学院读书，未果。现在既然辍学了，有兴趣国学，自然要重新自学成才。“那时我因出门读书无希望，便慕效友人李笠（雁晴）以自学成名，做大学教授，退而治国故，朝起晚睡，片刻不离书籍，教书项馆即所以为自己读书呢！”由于他重在自学国学，计划性十分强，“余实决意乘此四五年间，攻国故学，以冀收远果。”为什么是四五年？这正好是一个大学本科时间。所以“我在项馆教书，首尾四年半，所教皆古书。”“问余事业，余以续教旧馆对，惟所得修脯有限，反不如尔辈商人。然固余所不计也，余愿乘此一二年内，将六经三史卒业，然后出门谋事，求为文学界中人耳。”他要自学四年，所以谢绝了其他高价私馆，譬如“贾处束修六百六十元，而余不为动”。

1927年1月至1929年6月间，当时就读的学生有项骧的女儿如美，儿子锦麟、锦裳，其他几个附学生如项锦西、项德熹、项颋曾植、郑道镕及林淞生、林爱雪、黄仪华都是项家的亲友。开始，董朴垞任白天的语文教学；胡哲民、陈定夫晚上分教英语、算学。后来，“项馆英文亦不聘胡师而转嘱余代也”。

董朴垞可不是普通的塾师，而是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他想系统地自学国学，同时推动国学人才的培养，以保存国粹，所以“始余接馆时，即一变周师所为，制言朝读经夕读史，并记故事，以为学文之资”。

如何读国学经典？他遵循的是张之洞与曾国藩拟定的国学经典书目及阅读顺序。这是董朴垞自我设定的理想化国学自学计划，同时也是国学教学计划，完全不考虑馆主的想法。可项骧是一位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行家，当然不会完全遵循董朴垞的教学计划。他对此作了微调。“又微尘先生改余前定课单，古文偏重苏老泉、东坡父子之作，兼及吕东莱《博议》、王夫之《读通鉴论》，盖未知余教书之宗旨也。至添《智囊补》以记典故，《易知录》以记史事，则未脱前朝举子习气矣。”“余方研究古文辞，对于此类文，觉无多趣味耳。”

总的说来，每日的常规课程表，朝读经，夕读史。同时重视作文训练。文课即作文课，力度如此之大，确实不是一般大学可以做到的。

据他说教学效果不错。“项馆经余教后，诸生进境极速。昨午后，与林幼卿辈谈项生读书，赞叹不已，以为可当前清翰林苑之才矣。项生年约十一二，能读过《四书》《诗经》《左传》《孝经》诸书，史则读过《战国策》《史记》，而尤乐读《史记》，再嘱作《清代著名学者小传》，练习布局用字，近皆渐就绳墨，称简健，诚非易之。即中校毕业生亦无能及此者，可畏可畏。此虽有关诸生之天质，而余之教授方法，亦有可采取也。”“余来项馆只越一年，能使彼辈得无数国学常识，又能为此等文，则余之教法自信不落人后也。”也就是说，除了国学知识，他重在古文写作。“在这几年里，我却读完很多古书，如《四书》《毛诗》《尚书》《左传》《礼记》《史记》《文选》等，学会做桐城古文了。”张楚玉先生来项馆，交流了彼此的教学经验，董朴垞感慨道：“其教书法虽善，实不如余之见效速也。余自去秋八月廿一日入馆以来，未一年能使诸生读完《学》《庸》《论》《孟》《孝经》《诗经》《礼记》各书，而《左传》《史记》亦皆将毕。”这是他一年多教学成绩，其日记记载瑞安女中老师洪小萍“推余馆为自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