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业领袖”秦润卿的碑帖融合书风

杭州日报讯 近代民族企业家、金融家各自背景迥异，但大多有着“实业救国”“金融报国”的共同信念，有着较高的爱国热情，在担负起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金融业重任的同时，大力兴办学校，积极发展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公益事业等，同时还努力传播爱国思想，传递家国情怀。这就是其魅力所在。有“钱业领袖”之誉的秦润卿即是其中之一。

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晚年号抹云老人，浙江慈溪（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镇）人，工文辞、善书法。长期从事钱庄业，系近代著名金融家、慈善家、藏书家。历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以及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中央银行监事、上海市银行董事长、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等职。

秦润卿作为一名活跃于近代金融界的人物，人们对其关注的视角和重点也大都集中在金融领域，而对于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其实，秦润卿的书法是值得一观的，尽管其留下来的墨迹并不多，只是一些题词、题签、日记和手稿等，但所见之作不乏精品。

评鉴秦润卿的书法，自然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清末民初的书坛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别：一类是刚健雄浑的碑学，一类是潇洒秀逸的帖学，还有一类则是刚柔并济的碑帖兼容。总体来看，以体现含蓄蕴藉、劲健畅达的碑帖融合之风，是那个时期书家的主流书风。秦的书法亦属此路。他先是从唐人入手，以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自书告身帖》《中兴颂》《麻姑仙坛记》《东方画像赞》等为范本，日积月累，掌握了颜楷线条中的“篆籀”之气，打下了深厚的颜字功底，所以他的书法自始至终带有浓郁的“颜风”，后又尝试将《张黑女》《张猛龙》等笔法注入颜体，于颜书体势中注入魏碑笔法及行书笔意，不拘颜字小节，尤其是在用笔上增加了方折、切顿、扫戳等笔法，使笔画显得更加厚实刚劲，结体也更加开张恣意，颇有“大气直挟风霜苍”之意。

实事求是地讲，秦润卿虽不是专业书家，但其书法水准并不比今天的专业书家低，即使放在同时代的人中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这主要得益于其取法正脉和眼界开阔。取法颜字正是秦润卿的高明之处，为其后来书风书路的拓展与延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书法以楷书与行书为主，行书亦以楷书为基，从楷书中演化出来，被后人称为“楷书四大家”之一，书法风格以雄强、宽博著称，后人多评价其书法具有“篆籀笔意”。

如果说，取法颜字使秦润卿的书法起点高、路子正，那么，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勇于打破时风，上溯魏碑求突破，更是难能可贵。这种继承与发展在秦润卿的行楷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除大气雄浑的面貌外，又平添了骨力刚劲的美感，加上以古拙的篆籀笔意入书，无疑与当时“碑帖融合”即在扎实的帖学基础上融汇进雄强劲健的碑学笔意这一主流书风暗合。

记得清人叶燮在《原诗》中提到，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其艺术创作必须具有“才、胆、识、力” 四个主观条件，书法艺术创作亦然。这里的“才”多指艺术家的才能、才华，其主要来自于“天赋”和“勤奋”。秦润卿的书法天赋如何，笔者不敢妄言，但其早年的私塾启蒙和进入钱庄后有意识地发奋习字，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他在《抹云楼家言》中记道：“……（刚进入钱庄时）行有余力，晨则习字，晚则学算，不稍怠忽……”寥寥数语，其勤学苦练书法之情形已跃然纸上。加之他还是位藏书家，家藏既丰，眼界自宽，见识亦多，非常人能比。

“胆”则是指艺术家打破藩篱、勇于创新的艺术胆略。从秦润卿的书法取之于“颜”而又不囿于“颜”，大胆走碑帖融汇的道路，进而形成既具高度实用性又颇具美学价值的书法实践来看，其不甘墨守成规的变革精神可见一斑。而他这种“胆”的形成，又与其生活经历、职业环境相关，尤其是云诡波谲、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大风大浪锤炼了他的胆略并孕育出其开张、豪迈的个性化书风。

“识”一般指艺术家的知识、阅历与认识世界的能力。秦润卿虽然没有过高的学历，但白手起家的他，历经了动乱战争与改朝换代、经济危机与金融风潮，在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险象环生中，带领“钱业”风雨前行，这些经历使其眼界开阔、见识过人。并且，作为“钱业领袖”，其身边不乏书画大家，不时请益与熏陶，得免暗中摸索之苦，自然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力”即为艺术家把握艺术规律，进行艺术创作的功夫、笔力，包括由于艺术修养、艺术创作经验所滋养孕育而成的艺术创造能力。秦润卿生活在清末民初，其时中西文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改变了帖学为美、“二王”为宗的审美观念，以碑的粗犷、野逸、宽博为时尚，其将颜真卿的体势与清代以降尚碑的时代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和独特书风。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