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人民日报》刊文：我对历史地理的追求永远会有新的目标

《人民日报》 （2025年05月14日 第 20 版）

对历史地理这门学问，我一开始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1963年我高中毕业时因病不能报名参加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时又因超龄失去报名资格。得益于国家“不拘一格”的政策，1978年，我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我一直偏好文史，也喜欢地理，见到谭其骧先生招历史地理方向，以为这是一个历史加上地理的专业，正符合我的兴趣和追求。此前我从未读过历史地理论著，直到准备复试时才在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读室看到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硬背下有关历史地理的概念。

1978年10月，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报到，成为谭其骧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方向是历史地理。入学后，因未读过本科、初试成绩总分又为全系第一而被称为“自学成才”，但我心里明白，没有系统受过历史学、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正规训练正是我的缺陷所在，所以下决心恶补。半年后，在一次向谭先生求教时，大概因为我没有说外行话，先生说了一句“你入门还真快”。

能够得到谭先生的指导，是极其幸运的。特别是从1980年起，因为谭先生中风后生活上不太方便，领导让我做他的助手，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谭先生的治学立德深入感悟、全面学习的机会。一般的研究生、一般的同事看的都是谭先生已经发表的成果，而我可以和谭先生讨论他还没有发表的、还在考虑的甚至他认为失败的论题。不仅能学习专业知识、研究方法，还能感受他的人格魅力。

谭先生继承了五四以来追求真理的传统。他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指出顾颉刚老师讲课中有错误。结果顾先生让他把情况都写下来，双方以书信多次讨论，顾先生接受了其中一部分，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更没想到，顾先生把这些信都公开了，还把它印在教材后面作为附录，发给每一位同学，并加了一段按语：真理是要争的，“真出乎争”，现在通过我们师生这样的争，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而且我们共同得出了前人没有得到的结论。

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通讯》上刊登的一条样稿《北京》没有写全，可以补充好几个地方。我告诉谭先生，他很高兴，说你把它写出来。事后才知道这一条正是谭先生自己写的。我这么冒失，谭先生却说：“你能够给我指出不对的地方，有什么不好啊。”他还把我补写的条目和他就此事写给编辑部的信全文发表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通讯》上。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谭先生20多岁时的成名作，但我在撰写《中国移民史》时发现他在估算初始移民数量时用错了一个指标。我把我的思考和推断告诉他后，他不但立即接受，并且坚持要在发表的论文中加上一段话，公开承认这一失误。

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气度。他一直说：“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而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如何进步！”对于这么多年以前他的研究成果——被大家公认为经典的这篇文章，此前从未见过批评意见，但一旦发现失误，他就公开作出自我批评，而且连带检查一处我尚未涉及的不足之处。先生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光明磊落的大家风范给予我深刻教育，也成为学术界的典范。

我对历史的兴趣开始于读高中时，但只是兴趣而已，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尽管当时少不了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却从未做过研究人口史的梦。

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谭先生给我们5个研究生讲解《汉书·地理志》，提到其中的户口数可作为研究当时人口的资料。我汇集《汉书·地理志》中全部户口数据，又搜遍《史记》《汉书》，发现最多只能考证出一个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这激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最终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西汉人口考》。1982年3月，谭先生首次招收博士生，我在职被录取。有了前面的研究基础，第二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西汉人口地理》。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接受了在谭先生指导下撰写《中国人口》总论分册历史人口部分的任务。预定的字数虽只有数万，却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研究范围。我意识到任务艰巨，也萌发出写一部《中国人口史》的念头。

1986年春，我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听来自纽约的某教授报告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他的报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却相当狂妄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声称从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在回答我们的批评时，他竟说：“我不需要任何证据，我认为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还表示与中国学者没有共同语言，“或许我们的学生才能一起讨论”。

像某教授这样的人，我至今还没有遇见第二个，但那天的情景是我终生难忘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拿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来，这类人就不会绝迹。这更加坚定了我在这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研究成果的决心。

1991年，我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在此基础上，邀集冻国栋、吴松弟等合著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另于1997年完成《中国移民史》6卷（合著）。这些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主要观点和结论已被广泛采纳和应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也已收藏。我想，如果再遇到这样一位狂妄却又无知的教授，我一定会请他先评论一下我们的著作——如果他还想讲中国人口史，岂能绕过我们的结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纂，到70年代出了内部本，1980年4月中宣部领导指示同意《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后公开出版，到1988年底《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出齐。修订期间，我作为主编谭先生的助手，参加了全部相关会议，协助他处理往来文件信函，参与具体讨论商谈。这一过程中，我不但熟悉了编绘历史地图的理论、原则、方法，处理相关的学术争议，也了解到这类国家级、多方合作的大型科研项目的管理协调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在谭先生主持下启动。我先后被任命为人口图组组长、编辑室主任、编委，安排并主持了第一、第二次复核会议，其中还开了很多次审图会，由我到北京召集图组组长和主要作者，逐幅审查。组长和作者大都比我资历高、年纪大，但为保证图幅的质量，在原则问题上我绝不退让。

1989年3月13日，谭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庆祝《中国历史地图集》出齐大会上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完成固然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一项空前的成就，但严格说来，还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它仅仅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要真正称得上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就应该包括历史时期任何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所有有资料可据又能够用地图表示的地理现象……我已经79岁了，作为主编，当然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新图集的完成和出版。”

遗憾的是，谭先生在1991年10月18日最后一次发病后，无法说话与写字。每当我向他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时，他常常号啕大哭，不能自已。当我告诉他好消息，如某次审图会已经开过，某项工作已经完成，他会露出欣慰的微笑。1992年8月26日晚，谭先生弥留之际，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出来。”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出版。2018年，中国社科院聘我为第二册、第三册的执行主编，到去年底，第二册的图稿已全部完成编辑和初步设计，进入最终设计和制印阶段。第三册的编稿已基本完成，即将交付编辑、设计。

第一届编委会的全部成员，除我以外已全部离世。谭先生临终前的遗愿，随时在激励我坚持前行，完成这项跨世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将不仅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高峰，也是世界同类之最。

1934年2月，谭先生在为《禹贡》半月刊拟的发刊词中提出：“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可见，他们在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时，就把正确地理解历史作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目的。

在我进入历史地理领域后，无论是研究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还是研究历代疆域的变迁、环境变迁、人类的生存空间等，都是在重构历史地理环境后，试图以新的视角解释相关历史。我逐渐意识到，理解和解释历史并不是历史地理学唯一或最重要的目的，历史地理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解决人地关系，即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而地理环境中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即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必须通过历史地理研究方能重构。

在近年的研究中，我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地或自觉地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主要是第一条主线的作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地理。随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第二条主线的作用越来越加强，不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要素，就是自然地理要素也很少不受人类活动和人性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未来依然是两条主线交织，由于人性的不可知性，所以无法以现有的科学知识和原理作出预测，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还是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例如，对于器测时代之前的气候变迁，现代气象学和相关学科还无计可施，基于中华文明丰富的文献记载和遗址遗物，竺可桢等科学家已另辟蹊径，历史地理的研究路径或许能取得新突破。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历史地理学将承担新的使命。

时空无限，学术无涯。我对历史地理的追求永远会有新的目标，80岁是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