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碑：引出平顺文庙之争公案

平顺中学保存的“下马碑”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没什么文化活动，就爱上了看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巡演上党戏多以宋朝杨家戏为主，父亲说杨家的天波楼前竖有一块皇帝赐给的“下马碑”，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彰显杨家的地位显赫。“下马碑”作为一种神圣的存在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但真正见到“下马碑”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2005年秋季的一个夜晚，平顺中学校园里搞点小建设，挖掘机不经意地一铲下去，挖出了一块埋在地下的石碑，清理后，发现竟是隐身了不知道有多久的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下马碑”在古时候一般为遵皇帝谕令，刻立在宫殿、文庙（孔庙）、重要人物宅邸或坟墓前。古代君主以儒学治国，以尊师为第一要义。所以明清时期文庙前东、西两侧，一般都有“下马碑”。

目前所知，最早的下马碑是立于金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诏令在曲阜孔庙前置下马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过去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就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进，可见孔庙的尊严。下马碑是一种谕令碑，即碑文等同于帝王口谕的命令，是一种封建社会等级礼仪的象征。到了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命过孔门者皆下马。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时候，皇帝“饬谕官兵人民经过文庙务须下马，并禁学宫放马污践。”

平顺中学建筑工地发现的“下马碑”

下马碑

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就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朝廷再次申令在文庙前左右竖立下马碑之后，于次年立起来的。此事在清康熙版《平顺县志》中也有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奉旨，文庙外各立下马碑，现任杜公讳之昂，捐赀雇工，独力创建下马碑二座”。

在平顺中学建筑工地上发现的下马碑，高2.1米、宽0.8米，右上角有一个约30厘米高，20厘米宽的缺口，好在没有影响到正面碑文。正面碑文楷书，内容为“康熙三十年二月内奉旨：文武大小官员以及兵民人等至此下马。平顺县知县杜之昂立石”。

一般说到下马碑，很少有人说下马碑背面的内容，好像不存在一样，这种理解事实上是错的。平顺县的下马碑背面，在第二次当作一块石头使用的时候，不仅凿去一个角，还在背后的右半部分凿下去3到4厘米，使整块碑形成高低不平，类似一步台阶一样，将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没有锻造的那一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到碑文，额题应该是六个字，遗留下来的一半可以辨认出“碑记”两个字。碑文的右边部分被凿去，左半部分残留可隐约认出“旨下马亦不许□,旨为事理乃”等文字。

平顺下马碑背面

平顺下马碑是在什么时间被重复使用，造成损坏的，现在无法下出确切的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最近挖出时就是这样的状况。可幸也可惜。

立下马碑的知县杜之昂，河南扶沟人，是平顺县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名宦。一般人不了解平顺历史，也不会刻意去记忆一个平顺历史上的知县，但是走过长治到平顺高速公路的人大多会记得路上有一个杜公岭隧道。杜公岭隧道曾以开通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严重地质灾害而不得不封闭维修多年的奇事而名扬长治。

杜公岭原名龙盘山，是阻隔在平顺县到长治市之间的一座绵延几十里的大山。在杜之昂来平顺上任以前，这里就有一条人行小路，尽管曲曲弯弯“崎岖异常”，因为空间距离最近，却是从平顺县通往潞安府的一条主要道路。杜公上任第二年，即“捐赀雇匠，煮粥供役”，将人行小道整修成了可通骡马的官道。人们为了纪念杜之昂的功绩，即把“龙盘山”改称为“杜公岭”。

杜公在平顺的功劳很多，对当时平顺教育基础和环境的改善及发展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为形成尊师重教的意识，于康熙三十年（1691）在平顺文庙前设立下马碑两通；为改善社会风气，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平顺文庙与县治之间创建文昌宫一座；第三，为振兴平顺文风，“广立义学，以教民间子弟”。

历史记载平顺县的下马碑是立在了文庙前，立碑人是知县杜之昂，立碑时间为康熙三十年（1691）。平顺新发现的下马碑，碑文显示立碑时间及立碑人和康熙版《平顺县志》记载完全符合，可以确定此碑就是原立在文庙前的下马碑无疑，可惜的是只找到了一通。

这一通新出土的下马碑，它肯定也不会想到因为它的发现，在平顺县文化界引发了一起关于平顺文庙之争的公案。

平顺中学校门

文庙之争

2012年10月，平顺中学出版印刷了一本关于平顺中学校发展历史的志书《东藏学府志》。在书中扉页后便是“平顺学宫图”，之后为“序”，“序”后紧跟着的便是“下马碑”照片。然后在“概述”中叙述了平顺县学、东藏书院、平顺县立第一高小、平顺中学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历程。其中非常详细地写了平顺文庙在明万历年间迁建的经过，明确说明了文庙迁建到的地方就是现在平顺中学这一块儿，原来的东藏寺东山脊。

当然，这不能空口白牙，信口瞎诌，还得找出些依据。书中尽管没有说直接物证就是在此地发现的下马碑，但如果不是在这里发现了下马碑，写起来也不会这样理直气壮。更何况在康熙版《平顺县志》中还可以找到模棱两可的话语。

王升辇说：听说夏言最初设立平顺县的时候，规划建设北城在北山的山顶，东城在东藏寺东边的山岗上，并将南关全部包括进来。但因时间紧迫，便“芟烦就简”，建成了只有一条短短东西街道的小城。知府刘复初精通风水，看了平顺县城布局之后，说整个潞安府八个县的风脉，平顺最好，如果北山建北城，东藏寺东建东城，将文庙修到“东城之脊”，不说秀才举人，就是状元也会有。暂将文庙改建到“东城脊”，风水这么好，在卯年肯定就有人中举。到了天启丁卯年（1627），石怀玉果然中了举人。

知府刘复初说将文庙修到“东城之脊”，平顺人就能考中秀才举人乃至状元；王升辇说将文庙改建到“东城脊”，在明天启丁卯年（1627），平顺青羊里人石怀玉果然中举。王升辇是谁？县志中为什么记录他说的话？

王升辇，平顺县王庄里人，清顺治七年（1650）岁贡，曾任宁武府训导、代州学正等小官。王升辇学习好，当老师收学生，成就也不小，就是参加“高考”一直落榜。一共参加了九次秋闱，都没考上举人。但是他“性情温厚，气度端凝”，在地方上声望很高，名扬府八县。所以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县杜之昂主持编修《平顺县志》的时候，就将王升辇的话记在了“县志”中。

知府刘复初说的“东城之脊”是指东藏寺之东山岗上，王升辇说的“东城脊”是哪里？这点是有疑问的，所以说“县志”中的话模棱两可。平顺中学在编纂《东藏学府志》时把王升辇说的“东城脊”自然认为是东藏寺之东山岗上，作为书证，又有“下马碑”作为物证，于是便有了文庙旧址在平顺中学这一块的说法。

康熙版《平顺县志》：旧城图

《东藏学府志》之书一出版，平顺文化界便有人觉得书中所言不对，文庙不是在东藏寺之东。理由呢？还需要理由吗？！

第一，平顺县城的文庙作为县城内较大的一组建筑群，位于现在平顺宾馆北楼位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完全拆除，许多老人们还记得这事，肯定不会有假；第二，康熙版《平顺县志》中无论旧城图还是新城图，文庙均标注在县城东门之内，而东藏寺远在县城东门之外；三是，康熙版“县志”中《平顺县改建儒学碑记》记载，改建文庙之地，“东城垣右”“面对秀峰”“背依峻岭”“坐北向南”，这些条件并存，现在平顺中学这块地方不能完全满足。

如果平顺县的下马碑在除却平顺中学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掘出来，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平顺文庙之争这件事。但是这通下马碑偏偏在平顺中学校园里的建筑工地被挖出来了，也很难说不是天意。

文化界人士推测，这通下马碑应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文庙时，被运送到平顺中学做了门槛石，且根据实际需要被切除了一角。推测只是推测，不是事实，保不齐就是瞎推测，是错的。

不过，《东藏学府志》中直言“奉康熙谕旨在通往文庙的路口立康熙谕旨碑（民间俗称“下马碑”）1通”，也是罔顾事实，明明康熙版“县志”中确实记载为“创建下马碑二座”。

康熙版《平顺县志》：新城图

古时候的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可以的。如果有考古发现，那是最好的，但可遇不可求。更好的办法是去浩如烟海的古代历史文献中抽丝剥茧，慢慢探索，在不断地探索中发现。

絮语

多年前，我还是毛头小伙，星期天和同事在长治市十字街见到一摆象棋残局的摊子，下棋者输了出一元，赢了得两元。我们两个人闲得无事竟直直看了有半天之久，见过了多人失败的路子，认为找出了一个破解之法。一人拿出五毛钱，凑了一元跃跃欲试，不几步也败下阵来。一老者语重心长地说，当局者迷啊。

有人问我，写了半天文字，你说说平顺文庙到底在哪里？我能怎么说呢？我也是局中人啊！

记得我在平顺中学上高中那个时候，每年高考达本科线的人可用凤毛麟角来比。而从平顺中学发现、保护、树立下马碑至今，平顺中学的教育质量节节攀升，每年都有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的学生。此一时彼一时，不可同日而语。

平顺文庙已经没有了，只剩一通“下马碑”，也是文物了。愿平顺的教育文化事业红红火火，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