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为何衰落为战国

东周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而由春秋到战国的分水岭，是哪一历史事件呢？

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东周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并吞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一向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到了春秋末期，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韩、赵、魏、智、范、中行等六家大夫把持，另外还包括郤、栾等大家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侵夺。后来有范、中行两家被打散了，还剩下智、赵、韩、魏四家。这四家，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韩、赵、魏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心怀鬼胎，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迫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部分土地、户口割让给智家。

贪得无厌的智伯瑶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不料碰了钉子，赵襄子拒绝说：“土地是祖辈留下来的产业，我怎么会轻易送人。”

智伯瑶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襄子。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为右路军，魏家的军队为左路军，三队人马气势汹汹地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智伯瑶指挥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围困地水泄不通。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固守城池，不许交战。当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似飞蝗般射下来，使三家人马无法前进一步。

赵家军队在城里死守了两年多，智伯瑶指挥的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晋阳攻下来。

智伯瑶到晋阳城外察看地形，看到城东北的晋水，心生一计：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游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于是，他马上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其时正逢雨季，坝上的水很快蓄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坝上挖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

晋阳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然而，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投降。

智伯瑶于是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忘乎所以地对那两位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大水能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头上冒出冷汗。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被水灌。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但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心有不甘，我想去游说他们攻打智伯瑶。”

当夜，赵襄子就派张孟谈潜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戈一击，一起攻击智伯瑶。韩、魏两家开始还犹豫，经张孟谈苦心说服，最终都同意了。

韩、魏倒戈，联合赵家后，放水倒灌智家军营，智伯瑶很快就全军覆没了，他自己也命丧黄泉。

赵、韩、魏三家击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后来，三家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遣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天子周威烈王，要求中央政府封他们三家为诸侯。糊涂的周威烈王竟然做起顺水人情来，答应了三家的无理要求。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战国七雄”开始登上了角逐攻伐的历史舞台。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著名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正是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作为写作起点的。司马光为何从这一年写起呢？这是富含深意的。自言将《资治通鉴》通读过“一十七遍”的毛主席，晚年在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道出了个中玄机，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就“三家分晋”发表了长篇评论，似乎也在表明自己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的这件大事为开篇之原因。

司马光认为，天子最大的责任是维护礼（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尊卑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典礼仪式和根本的行为准则）的尊严。他强调，君臣之名分不可乱，礼就是用来定君臣之名分的。

司马光认为，周虽衰落而不亡，原因是历代周王尚知礼，而现在周威烈王承认“三家分晋”是对礼的破坏，是轻授人以利器，导引了天下人的奸贪之心。

司马光在评论中沉痛地指出，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为诸侯，是导致中央失去权威，以至引起天下混乱的根源。因为当时的东周王室是“天下共主”，虽然不是十分有实力，但是只有它才具有名义上的仲裁权。而魏氏、赵氏、韩氏做为晋国的臣子，联手灭了晋国，把晋国一分为三，成了魏、赵、韩三国，这本身就是篡逆之举，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极不合礼法。

但是，周威烈王却封魏、赵、韩为诸侯，这无疑就肯定了他们的行为，使其大逆不道的行为合法化了。其直接后果是，其他的诸侯、大夫们一看，做臣下的夺了国君的权，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下子从大夫成为诸侯了，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捞啊！于是，你窥视我，我窥视你，你提防我，我提防你，大家都不讲道德仁义，只讲实力和智谋，只考虑争夺各种权力和利益，导致天下大乱。

因此，“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是一个转捩点，此前是尚礼仪的春秋时期，此后则是尚智谋的战国时期了。毛主席无疑是同意司马光的观点的，认为周威烈王无原则、无是非地首肯“三家分晋”合法化，是东周帝国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关键点，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这也是毛主席批评周威烈王“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胡来”、“上梁不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