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与宋朝的建立：历史的转折与影响

引言

唐朝末年的黄巢大起义，基本上打垮了李氏王朝。唐亡后，经过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历史上称为“五代十国”。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的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公元960-1126年）。后来由于受金人势力的压迫，赵构逃跑到临安（杭州），成了偏安的政权，历史上称为南宋（公元1127-1279年）。

两宋政权共延续了三百一十多年。经过唐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主要是黄巢起义，把旧的世家豪族势力从根本上打垮了。黄巢打到长安后，杀了不少的封建官僚与世家豪族。唐末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中有两句诗：“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描写当时农民起义打倒封建官僚世家豪族的情况。

黄巢起义，将中国封建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到宋代，一方面是实现了在没有旧的世家豪族势力的基础上的统一；同时社会经济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的农业，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经过大力垦荒，兴修水利，选育良种，改进耕作技术等一系列努力，宋初几十年间，全国垦田数字有了较大的增加。手工业特别矿冶业方面，北宋金、银、铜、铁、锡、铅、汞等的产量，都大大超过唐代。矿区亦由186所增至271所。

北宋冶铁业和冶铁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并已用炭（煤）炼铁。除封建政府经营外，还有民间开办的矿冶业。其他手工业宋代也很发达。如丝织业单是织锦一种就有四十二类之多。造船业亦超越前代，最大的海船可载五六百人。其余制瓷业、造纸、印刷、制茶、制糖业等，到宋代都有很大发展。当时在一些大型手工业作坊中，已有较细致的操作工序分工。商业也很繁荣，如孟元老著的《东京梦华录》，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表现出北宋京城开封一带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景象。

宋代都市亦比唐代发达，如唐中叶时，全国十万户以上的都市有13处，到北宋中叶就增至46处。对外贸易都市，象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宁波）都成为“通蕃互市”，“商贾交凑”的地方。宋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如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三大发明－火药、罗盘针（航海用的指南针）、印刷术，都是在北宋时完成。其中创造活版印刷术的毕升，原是锻工出身。

像这一类劳动人民的科技家，在宋代还有不少，如建筑工人喻浩，著有讲建筑学的《木经》；水利工人高超，在堵塞黄河决口时，创造分三层下埽的施工法，以减少水力冲刷，节约人工；桂林县民武元成，发明能代替牛耕的踏犁；城市贫民出身的魏朴，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北宋末年在洞庭湖一带由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创造一种“车船”，“置人于前后踏车，进退皆可”，这种船速度很快，“其行如驶”，致“官兵不敢近”。从上面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发明，有许多是来自劳动人民，他们是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从斗争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只是由于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有意抹煞，所以这方面的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

宋代的知识分子，有些在科技方面亦有点成就，如沈括对天算、物理、药物学等方面都有比较广泛的知识。但他所以能取得一定成绩，和他比较能确认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在技巧、器械等科技方面的发明，并不都是“圣人”搞的，“百工、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上欧阳修参政书》）。

因而他搜罗了很多当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如上面我们谈到喻浩、毕升、高超和方家磨制指南磁针的事迹，沈括在《梦溪笔谈》里都有记载。宋代在科技上有成就的，还有苏颂设计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这是采用了民间使用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等生产机械原理，加以创造的。还有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那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建筑实践方面的结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促进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有一定的作用。宋代劳动人民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给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出现了宋真宗时所谓“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会中，这些财富不是归于劳动人民，而是为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所剥夺。经过隋末、唐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打垮了旧的世家豪族势力，但新起的封建官僚、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如宋真宗时，已经是“兼并之家，侵古众民，凌暴孤寡”（《宋史·王嗣宗传》）。到宋仁宗时，据《宋史·食货志》等书记载，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一邑之财”，有十分之五六“入于私家”。

这种兼并现象到后来越加严重，如北宋末大官僚地主朱動占田三十万亩；河南汜水县李诚的田庄，则是“方圆十里，河贯其中”，“佃户百家，岁纳租课”。我们看记载北宋末农民起义故事的《水浒传》，里面就谈到不少象祝家庄之类的庄园，这就是当时大田庄地主具体情况的写照。宋代的官僚地主，既兼并了大量土地，因此使大量农民沦为佃户，如宋仁宗时佃户占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他们被“鞭答驱役，视以奴仆”，且经常陷于“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的悲惨境地。

至于自耕农民，因为官僚地主不承担国家赋役，因而封建政府的赋税和徭役便全部落在他们头上。如宋英宗时自耕农的垦田不到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却负担全部赋役，而宋代田税又特重，“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宋史·食货志》），结果是广大农民被迫到走投无路，连“室庐宅器，桑枣材木”，都被“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其偿逋”，弄到“生计荡然”，无法过活。所谓“供家固未足，王税何由备”，“在世幸许年，必以饥饿死”（文与可《宿东山村舍诗》）。供养自己家庭的生活尚且不够，交纳封建政府的赋税又从那里来呢？

在这样的社会里能活多少年，最后必然也会饿死。这是当时广大农民悲惨遭遇的写照。因此，两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另外，由于宋朝国势积弱，先后受到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威迫。特别金人后来还占据了中原黄河流域一带，宋朝两个皇帝都被俘了。宋高宗赵构只好逃跑到南方，当时民族矛盾很尖锐。同时，由于唐宋以后，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亦出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土地制度方面，唐“均田制”破坏后，封建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公田越来越少。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到宋代虽重新统一，但封建政府再不能象北魏、隋、唐初那样直接掌握大量土地，也再不能实行均田制。政府虽也有一些官田，只能租佃给农民耕种。

当时大量土地落入私家地主手里，也是租给农民耕种。由于旧的世家豪族已经打垮，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来说有所松弛，因此农民起义亦有和前期不同的特点：在前期因为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很重，故争取人身权利的要求特别迫切；到后期虽然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但田赋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却越来越重，任意压迫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显得突出了。

结语

如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政治纲领，这是符合封建后期，饱受封建地租赋役剥削压迫，起而反抗的农民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宋朝政府不能将农民直接束缚在土地上，这就相对削弱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