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在唐代长安生活的西域人

唐代长安的繁荣兴旺，也包含着西域人的辛勤劳动和巨大贡献。

唐代的长安，曾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和商业交往。而当时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丝绸之路，在这一交往中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南部新书》记载:唐长安“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开远门(原名“安远门”是唐长安西城墙最北头的城门，也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到唐王朝所设安西都护府辖下的西部边境，实际有一万多里。但这里却立了一个不到一万里的标志，以鼓励人们献身边疆、报效国家。当时由河西走廊的凉州(甘肃武威)起，直到天山南北的各个交通要道上，在凡是名为“军”、“镇”“城”和“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往来行旅的安全。王昌龄《从军行》中的“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园。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以及“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等,便是对唐朝将士为恢复和维护丝绸之路交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英雄气概的艺术概括。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的丝绸、茶叶、纸张、陶瓷、竹器、漆器、金银器等，才得以大量运往西方的波斯(伊朗)、印度、东罗马等国家，形成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而西域各地的朋友，也沿着这条道路不断运来了驯象、狮子、犀牛、象牙、犀角、骏马、珍珠、沉香、胡椒、玻璃等，使长安大为增色。由于丝绸之路要穿过许多沙漠地带，作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就成为这条道路上主要的运输工具。解放后西安附近唐墓中大量出土的三彩骆驼、牵驼人俑，特别是驮有捆捆丝绸的骆驼俑，都生动地反映了丝路交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丝绸之路，西方的波斯、印度、大食等国的人民大量来到长安。他们有的是政府派遣的使臣，有的经商，有的宣扬佛教或伊斯兰教，有的以表演歌舞为生，有的则在唐王朝担任了官职。以波斯为例，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开始,她的使臣便频频前来长安通好。波斯王子卑路斯，也曾于唐高宗咸亨年间(公元670--673)和武则天景龙二年(公元708)前来长安,被唐王朝封为右武卫将军等职务。后来，当波斯萨珊王朝被大食灭亡以后，流散各地的波斯贵族还不断以王朝的名义来到长安朝贺，仅唐玄宗时期,即达十余次之多。

在唐长安的西域人中，波斯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在长安的布政、醴泉、普宁、靖恭、崇化等坊里中，都修有作为波斯国教的袄教寺院。醴泉坊另有一座波斯王子卑路斯奏请唐王朝建立的“波斯胡寺”，想来也是袄教寺院。再加上专为波斯人修建的摩尼寺和景教寺院，数字就更多了。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唐长安城中的波斯人之多。连长安的名酒中，也有一种波斯人酿造的“三勒浆类酒”。

唐代将包括波斯人在内的许多深目高鼻的西域人称之为“胡人”。唐睿宗未当皇帝前在一次出行时，曾于长安东滋水(灞河)驿站的厅堂中，看到西墙上画有一个深目高鼻的胡人头像，他当场诙谐地题词道:“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白居易诗中的“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也描绘的是西域人的形象。

西方胡人中不少是经营商业，特别是经营珠宝业的。长安西市有个“波斯邸”，在西市“贵蚌珠而贱蛇珠”的“胡人”中，有许多应该都是波斯人或大食人。波斯大商人李苏沙，还曾向皇帝进献过修亭子用的沉香木，其经营规模无疑是比较大的。而长安大安国寺的僧人，还将一枚珍贵的“水珠”，卖给了大食珠宝商人。

那些胡人中的妇女，又有许多是经营酒店的。李白诗中写道:“五陵少年金寺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以及“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等等,都表明了此类小店受到人们欢迎的情况。就连长安东城门口，也有她们经营的铺面。还是李白说得好:“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醉客延金樽。”唐代诗人喜欢以汉指唐，诗中的“青绮门”又名“青门”或“霸城门”是汉长安东城墙最南端的一个城门，这里则用来代指唐长安城东墙相应位置的延兴门。

在唐王朝任职的西域人中，以波斯人李元谅为例，他小时候为宦官骆奉先所收养，遂改姓骆，名元光。后从军屡立战功，成为唐朝名将。唐德宗“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改名元谅”。李元谅历任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等职，在平息朱呲等人叛乱和抵御吐蕃军对丝路孔道河西走廊的骚扰等事业中，都建立了显赫功勋。

唐代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盛期，这与印度僧人的大量来访和辛勤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唐朝初年开始，印度佛僧即纷至沓来，到唐玄宗时期更形成高潮。当时在长安创立佛教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名印度僧人，号称“开元三大士”。其中的不空又曾中途前往师子国(斯里兰卡)和印度求经，二次返回长安后，向玄宗“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以及杂珠和白叠布等。白叠布即白色细棉布。棉花在我国普遍种植是宋末元初以后的事，因而棉布在唐代还是非常珍贵的礼品。不空曾在长安大兴善寺(位于今西安城南之大兴善寺公园)等处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共将梵文佛经译成汉文一百二十多卷，因而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当时中国僧人大都不认识印度梵文，而长安的印度僧人则兼通汉文，所以在翻译事业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正如唐玄宗在《题梵书》诗中说的:“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唐代长安的繁荣兴旺，也包含着上述这些西域人的辛勤劳动和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