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有哪些独有的特质，成就秦国的强大

秦国的建立要追溯到西周时期，到嬴政登基时前后经历了500多年（前770年—前207年），在五百年中，秦国一步步由弱变强，到嬴政的时候已经强大到凭借一国之力灭六国，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仔细分析。这是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导致的结果，但这与秦文化的特殊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秦文化的特殊性才造就了秦国的强大，最终统一了六国，秦文化的特殊性必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秦人尚武好战的天性

秦人首领秦非子当年因给周王室养马有功，公元前905年秦非子被周孝王封在秦地，从此秦也就成为了这一族的族姓，建立秦国，史称“嬴秦”。这时期的秦人刚好与西北戎狄杂居，频繁的战争基本成了他们的生活常态，这样严酷的环境让秦人养成尚武彪悍的习性。同时戎狄强悍的民风对秦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书记载：“秦杂戎翟之俗”“秦与戎翟同俗”也证明这一点。周幽王时期犬戎攻入镐京，秦襄公保卫周王室有功，正式被封为诸侯国，“秦”成为国号，这是秦国真正强大的第一步。

当时周朝对诸侯国的控制已经弱了很多，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东方的各诸侯国都对秦人“夷翟遇之”，称秦为“虎狼之国”，表现出很深的文化隔阂。这也告诉我们秦人尚武已经成为一种风尚。秦孝公重用商鞅对秦进行一系列改个，其中一项就是推行军功爵制，鼓励民众在战争中立功建业，就是这种尚武风气的反映。这种制度的推行让秦人以军功为荣，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只有得到了军功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士兵个人的军功最终凝聚成国家整体克敌制胜的“军功”。所以秦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大力士，春秋时期有力士杜回，战国时期则有任鄙、乌获、孟说等。甚至连武王本人也崇尚武力，秦始皇陵百戏俑坑中出土的大力士俑就是这一独特文化的最好证明。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秦人参战的积极性被军功制完全地调动起来。于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这样的战争动员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就是现代也未必有这么强大的调动力。挂六国帅印的张仪曾这样描述秦军的强大：“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陡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趺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冑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秦人勇猛无畏源自于其尚武是秦国强大的原生力量，“商君之法”只不过是将这股原生力量引爆之后统一注入大秦帝国的一种手段，东方诸国描述秦为“虎狼之秦”正是这种尚武文化的最好证明。

二、求变而不法古，用创新改变弱小的现状

秦人在东进过程中一直追求革新而不墨守成规，始终以创新和改革图强为目标，可以说秦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昏君，这点从秦孝公身上提现的最明显。秦孝公执政后发出了“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打动了在魏国已经做官的商鞅。当时的商鞅并不了解秦孝公的想法，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把道家的理论讲了一通，听得秦孝公打瞌睡；第二次求见的时候大说儒家的思想，秦孝公也不待见；第三次的时候商鞅算是摸透了，这个秦孝公是想要使秦国尽快强国称霸，谈到霸道（富国强兵之道）时，孝公甚为高兴，颇感兴趣，他听得全神贯注，“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商鞅的变法是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中最彻底的，“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治。”可见商鞅变法对秦国的重要性。

一直到了秦王嬴政时期，这一方针也没有改变，而是越见精髓。秦始皇厉害之处不在于他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诸侯分封制度向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转变，而在于他对每一个历史性关键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无论是为加强集权而构建的一套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体系完整的制衡机构，还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地方基层政权建设为基础的政体，这些实践都是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三、开放性的人才政策让天下之才都愿意忠于秦

整个秦国有个非常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对于外来人才不避讳，只要有才能就会得到重用，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期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雎、蔡泽，秦始皇时期的李斯、韩非、尉缭、蒙恬、郑国等，都是外来的士。这些人进入秦国之后，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得到了重用，一方面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为秦国带来大量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对促进人文融合起到了引领作用。

（1）秦穆公勇于认错，用人得当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点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公元前627年的时候，他听信了替郑国掌管北门钥匙的秦人杞子的报告，说是可以打开成本让他偷袭郑国，任命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为帅，偷袭郑国。当时的两个老臣蹇叔和百里奚不同意，认为这不可能成功，一方面军队长途跋涉削弱了战斗力，另一方面大军开拔不可能瞒过郑国。但是他最终还是坚持要偷袭，当然结果是失败了，三个主帅也被晋国设伏所擒，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将孟明视等人营救回国，本来应该受到处罚，但是秦穆公不但没有处罚，还穿素衣出门迎接，主动承认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失败，孟明视第二年挂帅出征又被晋国偷袭失败，秦穆公对他仍然深信不疑，孟明视在穆公的支持下，也毫不气馁，更加奋发图强，抓紧训练军队，准备新的战斗。果然，第三次出征攻打晋国仍然是孟明视挂帅，这次秦穆公亲自督战，过河之后就烧毁了船只，破釜沉舟，秦军势如破竹，打的晋国军队节节败退，最后只能闭城不出，秦军趁机占领了晋国的郊城和王官两地。

用人不分地域以及高低贵贱，有才就行。百里奚、蹇叔归秦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百里奚去秦国的时候已经是个白发老头，但是秦穆公没有嫌弃，而是和他促膝长谈了三天三夜，发现了他的才能之后委以国事，很快就坐上了丞相的位置。百里奚又举荐了蹇叔，秦穆公二话不说就派人去请来，拜为上大夫，和百里奚共管国事。百里奚为秦国的强大鞠躬只为，他有超群的政治谋略，秦国也在他的治理下很快有了称霸的资本。《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了孔子的评论：“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羧，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注重赢得民心。由此岐山下打猎，有300个野人偷吃了他的骏马，手下人想要上前去教训这些人，结果他阻止了，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有害身体，再赐酒给他们喝。”就这样，在之后的韩原大战中被晋军围困，危机之际，这些救下了他的命。也正是他“尚贤”的政策让秦国上下人才济济。

（2）秦昭王重用了范雎。

范雎是魏国人，学习的是鬼谷的纵横之术，范雎至秦后，上书秦昭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统一策略，即被拜为客卿，深得昭王重用。他又进说秦昭王，指出太后擅权，“四贵”用事，恐致“卒无秦王”之危。于是昭王于四十一年（前２６年），秦昭王下令废宣太后，驱逐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于关外，并拜范雎为相，“远交近攻”这一外交策略对秦的统一战争贡献不小。

（3）秦王政重用郑国。郑国到达秦国之后就建议大型人工水利工程——郑国渠。这一举动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是“疲秦之计”。在工程进行过程中间谍案暴露，秦王下令驱逐客卿，李斯也又被驱逐的危险，最终李斯不顾自身安危写了《谏逐客书》给秦王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最终打动了秦王让郑国继续主持修建郑国渠，对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

四、不择细流的人才包容策略

秦国立国之后，由于地处中原和西戎的交界，所以秦文化的兼容并蓄的特点非常鲜明正是这种开放性的文化，使得秦人从来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文明，这为自身注入了无穷的精神源泉。特别是在秦始皇执政以后，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开了秦国学术的新风，这也成为了秦王治国的教科书。这就是秦文化兼容并包很好的例子。

五、严格和科学的国家管理

秦国能从一个弱小的边陲小国发展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统一六国，这和他的科学管理分不开的。对此，荀子曾经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闻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这样的评价是相当的高了。秦国管理的标准规范化，从商鞅变法时的“南门徙木”，到《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等很多内容，再到秦兵马俑身上刻的工匠名字等，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正是基于以上与各诸侯国截然不同的秦文化特质，最终才铸就了秦国的强大，让秦国经过几百年一步步的从弱小到强大，从小国变成大国，这也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吧，这样的文化特质成就了秦国，也成就了秦始皇，让其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于此同时还创造了灿烂夺目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