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的开国贡献不大吗

本文转自：温州日报

刘基的开国贡献不大吗

——杨讷先生观点之我见

金邦一

10月10日温州日报风土版刊登了笔者的《从史籍看刘基的开国军功》，介绍了刘基的八大军功。

从明初开始，刘基作为明开国元勋，对明王朝的建立立下卓著功勋的观点一致非常稳定。这种观点在新世纪之后，产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刘基的开国功劳提出质疑。率先提出观点者、典型性质疑者是已故杨讷先生。他在《刘基事迹考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中直接云：“刘基对明朝的开国贡献不那么大。”在叙述刘基具体参与的重大战役时，杨讷认为刘基的功劳存疑乃至无有。如至正二十年的龙江之战、二十一年的攻打安庆和江州，杨讷都认为《明太祖实录》的叙述比《行状》可信，刘基并没有参与谋划伏击陈友谅、舍安庆而径取江州的计策；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大战，杨讷认为选择决战地点的“控湖口之计”也许出自刘基，救朱元璋之事是“愈说愈神”的虚构情节，“金木相犯日决胜”是刘基装神弄鬼的术士手段。根据杨讷的叙述，刘基在决定明政权建立的三次大战中的功劳是近乎乌有的。这样的结论，和存世大多数史料的观点相悖。

通行的质疑刘基功劳证据，是刘基在明初只被封为伯爵，这也是杨讷先生“刘基对明朝的开国贡献不那么大”的强有力基点。洪武三年（1370），明朝进行了首次爵位的封赏，刘基仅被封为伯爵，且位列三十六位功臣中的最后一位；俸禄两百四十石，仅仅是倒数第二位的忠勤伯汪广洋的2/3。仅从爵位封赏角度考量刘基的开国军功，杨讷先生的推论非常有利。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爵位的高低，是单纯地按照开国军功的大小决定爵位的先后。第一、李新峰延续朱鸿、张华的考察线索，对洪武三年的封爵情况进行辨析，认为不是军功，而是加入红军阵营的早晚、“从军”与“归附”的差别，乃至籍贯是否濠州等因素，强有力地影响到勋贵封赏。而归根到底，与朱元璋确立主从关系的早晚，是决定勋贵排名的主要指标。在这个背景下，刘基作为最后一位入朱元璋阵营的归附者、淮系集团外的浙江人，在洪武三年的封爵中排名最后顺理成章。因此这次封爵结果，并不能充分证明刘基开国功劳的“不那么大”。

第二、一些刘基任职、家族封赏的史料还提供了与杨讷先生观点相反的证据。如洪武元年（1368）四月，朱元璋离开南京到汴梁，留守南京的是丞相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两人事实上成为朝廷的主政者，刘基在留守过程中作为主动（如和皇太子一起纠正不法），行使了宰相职权的权力，这很大程度上是以刘基在元末明初开国战争中积累的威望为基础的。洪武元年十一月，朱元璋便“累欲进公（刘基）爵”，并封刘基的祖、父的爵位。明初的第一次封爵是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在此之前，并没有功臣得到封赏。朱元璋对刘基本人的封赏为刘基推辞，最后以刘基祖、父被封为永嘉郡公作为刘基的开国功劳之报。在朝中大臣还没有封爵的情况下，朱元璋提出对刘基封爵的看法，一般认为是以刘基在明开国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作为基础。

第三、明初当事人具体记载，也对杨讷的观点形成有力质疑。刘辰至正十八年（1358）就被朱元璋任命典签，并被派遣去招谕方国珍，其到达朱元璋集团在刘基之前，后为李文忠幕僚，参与明政权的中枢事，是元末农民战争和明初事迹的见证者，及刘基军功获得的见证者。他曾奏免九郡荒田税粮，因忤上司意免官，是一个比较正直，一般也具有话语公信力的士大夫。其关于元末战争的纪录《国初事迹》就叙述到朱元璋对刘基的倚重，“太祖尝以‘国师’‘先生’称之”，这种称谓和语气，与至正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元璋写给刘基的信函一致。刘辰还记述了在决定明末政治走向的鄱阳湖决战时，刘基对战略重点规划的准确，如刘基对“救安丰”和江西迎击陈友谅进攻的选择。刘基可能是根据陈友谅“剽悍轻死”、军队善战的特点，以及敌我的力量对比，对朱元璋的“救（援）安丰”提出否定性进谏，“（朱元璋）初发时，太史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在朱元璋救援安丰后，陈友谅空国而来，守南昌的李文忠苦战三月，以诈降支撑，几不守，回师的朱元璋对自己的战略选择表示后悔，“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刘辰还记载了朱元璋在面对陈友谅这个强敌表现出畏惧时，刘基对朱元璋的心理安慰。陈友谅三倍的兵力、巨大的舰队，让朱元璋“颇惧，问刘基：‘气色如何？’”对于胜负归属有较深的疑虑。刘基回答说：“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刘基稳定了朱元璋军主帅的军心。

第四、刘基的巨大开国军功，很大程度上是有明一代朝野的共识。刘基的具体军功一直为朝廷所承认。嘉靖十八年（1539），朝廷根据开国时的档案材料（“载书盟府，绩效俱存”），经过廷议，决定刘基入太庙。廷议认为“高皇帝收揽贤豪，创造基业，一时佐命功臣，并轨宣翼，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每每属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封发孔明之喻”，把刘基视作一个以“帷幄奇谋”立军功的“佐命功臣”，将其与历史上以谋略立军功的张良、诸葛亮相提并论。是年，刘基列入太庙，一改太庙座次“叙爵”的惯例，以伯爵的身份位置在“六王之下，群公之上”，根据明代死后爵位提升一等的惯例，刘基的位置实际上处在了开国公爵之下、开国侯爵之上，可以看作对刘基在明初封爵过低的补足。

嘉靖十八年（1539）的廷议结果，是刘基军功在士大夫以及民间普遍较高评价的反映。从明初到明末，士大夫、民间对刘基开国军功的评价也非常稳定。根据史料，在明代的各个历史时期（除去永乐、洪熙、正统时期，由于刘璟在靖难之役站在朱棣反面并被赐自尽的政治原因），士大夫们都有对刘基军功的高度评价。即使是在刘氏和朝廷紧张的永、洪、正三朝，即使在朝的官员、知识分子评价被压抑，但在民间，很可能以潘润所提到的“父兄遗论”的方式，成为口传的记忆和价值认定。

第五、易代评价的肯定。清朝建立之后，刘基作为易代人物也得到了更为客观的认证。顺治二年（1646），北京历代帝王庙增祀明代的两位臣子，入选的只有中山王徐达和诚意伯刘基。

综上史料所显示，刘基为明开国立下卓越的军功。杨讷的“刘基对明朝的开国贡献不那么大”的观点，下得比较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