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海为何去“鲁监国”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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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国六年（顺治八年，1651）九月，鲁监国朱以海由张名振等拥戴下自舟山率六军征讨吴淞，未及至而闻舟山被袭，急忙回救不及，舟山尽陷。

所可庆幸者舟中所载之君臣将士尚安然无恙。陆上既不能登，浙江沿海亦难久留，只得驶向福建海域。

但福建所得之地已于二年前尽失，欲夺取一块新地，实非易事，以仓皇避难之师进行攻城夺地之战已绝无可能。

鲁监国船队，就这样在海上漂泊寻觅达数月之久。竟无一块可以立足之地可以停泊。最后还是驶向本不想抵达，但又不能不抵达的郑成功控制地区的中左所。

1、结束监国的决定

中左所即厦门，本是郑成功抗清根据地与大本营。五年前他坚决不奉鲁监国正朔，不愿与其同踏一块土地，因此在中左所曾停留数日的鲁监国便被迫迁徙他处。五年来尽管彼此都共同从事着抗清大业，且相距不远，政治上却一直没有往来。

此刻郑成功仍然坚不奉监国年号，而是奉永历帝正朔。但已陷入穷途末路的鲁监国在张名振等扈跸下，仍是硬着头皮向郑成功请求进入其控制之区。但郑成功并非凡庸之辈，他接纳了鲁监国的进驻，并召集诸参军议接见之礼。潘庚钟说：“鲁王虽监国，而藩主奉粤西正逆，均臣也、相见不过宾主。”

建议按一般的宾主之礼相对待。

郑成功则不以为然，他说：

“不然，外藩于诸王非敌礼，况监国乎！用宾主则纪纲混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礼见之，则于礼两全矣。”

这是表示尊崇明室，以明朝大臣即隆武帝曾授他为宗人府府正的身份，对待明藩王的礼节对待鲁监国。既无碍于不奉监国正朔的既定方针，又不失对明朝藩王之应尽礼节与尊崇：这种“于礼两全”的办法考虑周延。部下欣然赞同。

同时郑成功以“贽千金，绸缎百端，安插诸宗室从官，月致饩焉”。“从臣亦皆有赠”。保证了鲁监国进驻后所需的物资供应。

随鲁监国驻跸中左所者有：

定西侯张名振、东阁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侍郎曹从龙、太常卿任廷贵、太仆卿沈文光、御使马星、俞图南，少司马蔡登昌、任颖眉、主事傅启芳、钱肃遴、陈荩卿、张斌、叶时茂、林泌、侍读崔相、中书邱子章、赐蟒玉侍郎张冲符，行人张吉生、张伯玉、监纪推官陈豸、钦天监丞杨玑、总兵张子先、锦衣卫杨灿、内管陈进忠、刘玉、张晋、李国辅、刘文俊等数10人。

尽管人数并不众多，但毕竟是自有正朔、自成体系特殊单位，与奉永历正朔的郑氏元帅府是截然不同的体制。这样同居一岛确实多所不便，所以没过多久，鲁监国便被郑成功移至他所控制的金门岛。

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但“供亿唯谨、遇节上启称贺，年余不懈”。

这是郑成功的敬而疏之的政策。这年沈宸荃驾船停泊南日山时，“遭风失维，不知所之”。

鲁监国历经波折之后虽然在金门安稳住下，但心事难平，从臣日渐稀少，重整旗鼓，开展收复故土的中兴伟业，在他来说已无从谈起。

监国八年（顺治十年，1653）三月，他清醒地看到了大势已去，监国已有名无实，加之“有搆鲁王于朱成功者，成功礼仪渐疏”。

已无法摆脱窘迫，开创新的局面，于是亲自公开宣布“去监国号”。同时以鲁王的身份遣光禄卿陈士京通表永历帝，遵其正朔，正式归藩，从而结束了八年的监国历程。

2、困不丧志养晦以终

朱以海虽然处境艰难，削号归藩，但八年历经险阻的监国生涯，他坚定不挠的抗清之志，与臣下共甘共苦的刚毅品格，却深得臣下之心。

许多大臣仍忠诚于他而矢志不渝。

张名振、张煌言等仍以其名义奔走呼号，出生入死从事抗清大业，王忠孝、郭贞一、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纪石青、林复齐等，则不离左右认真“调护之”。

他虽处困境却得以不窘，而抗清复国之志不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他虽无监国之名却有监国之实。他的面前仍是一个小朝廷。

忠诚于鲁王的张名振，决心继续坚持恢复伟业。但郑成功对他丢失舟山、擅权专断的行为印象极坏，疑心甚大。

当他扈鲁监国前来投奔时，郑成功曾毫不客气地责问他：“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

名振说：“中兴大业。”成功问：“安在？”名振答：“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问：“方寸何据？”名振答：“在背上。”于是解衣示之，背上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

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先生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箧，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总制诸军。”

郑、张的解除误会，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当朱以海去掉监国之号的这年九月，他向郑成功请师北上伐清。获得同意，郑成功给他兵2万，三月的粮。

于是以张煌言为监国，发舟师北上。师过舟山，于金塘山获斩叛将金允彦，遥祭舟山死难军民。大军一直攻入长江口，驻军崇明岛。但“寻被谗”，正要奋力西进之时，郑成功令其撤军回师。

因粮食不继，他与士卒同饿，而出现“太师枵腹，我辈忘饥”之谣，军队因而保持不散，而撤回福建。

但遇挫不挠。

第二年即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鲁定西侯张名振再以郑成功之军率海船数百艘攻入长江，入京口，掠仪真，至观音门。十三日，舟师停泊金山。次日，率众登山向东南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

这次出师本事先与永历朝李定国共同约定共指南京。不料李部因行军受阻，临时改为转攻广东。名振见孤军难进，旋因清以量兵反击，而前头迎战失利，便决定急速款师。这次出师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回师时，入吴淞，“掠战船六百余号”以还，且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足以振奋人心，鼓舞抗清的士气。

3、张名振之死

就在张名振以鲁定西侯的身份离师北上出征，朱以海十分欣慰之际，郑成功突然强行把他迁出金门。原来降清的郑芝龙一再遣人致书成功要其降清，去年来书中有“如未投诚，先献监国鲁王”之语。郑成功便决定转移鲁王至粤中以避之。

朱以海“踌躇不欲行，成功强之，始扬帆出海”，因大风浪受阻，便居于广东潮州府的南澳岛。离开闽浙，孤居南方海岛的朱以海心境十分沮丧，但却无可奈何。

次年（乙未，1655）二月，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分所部为七十二镇，分六官分理庶务，“雄视海上”，对鲁王朱以海虽待以“上客”，却越加冷淡。

十月，郑成功遣将收复舟山，以鲁臣头衔再次出征长江的张名振闻讯后，离开崇明，率部赶赴舟山，“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官，祭元妃陈氏及殉难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动三军”。不料，他却遭到毒手，被郑成功“鸩之”，以毒药害死。

可能这是名振一贯忠于鲁王而引起郑成功猜疑加深的必然结局。他临终前对张煌言说：“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

留下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并“悉以后事付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亥刻，“名振起坐击床，连呼崇祯先帝数声而绝”。

朱以海听说张名振死讯，很是悲痛，“垂泪，几废寝膳”。因为这时他处境愈加恶劣了。郑成功对他已礼数渐薄，他“不免饥寒。出无舆导，至以名刺投谒”。

像忠于他的张煌言、徐孚远等人，平时为避郑成功的“形疑”，也不敢轻易前来朝见。他“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张名振的被害，他更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4、难以实现的再次“监国”

虽然形势对鲁王朱以海不利，但张煌言、徐孚远等忠诚之心却始终不变，而历久弥坚。

朱以海前此来到福建也正是由于有张名振、张煌言的“以军为卫”，时刻受到保卫，郑成功才“因之有加礼”。张名振死后，张煌言便加意维护鲁王。

他对郑成功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行动。他曾对郑成功说：“成功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明白其意，也说：“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

两人各为其主，其忠诚确是一致的。所谓侍郎是指朱以海去掉监国之号后，通表永历帝，永历帝授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时为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清廷对张煌言多次发出招降信，均被拒绝。

这月煌言又收到了清江南总督郎廷佐的招降信。他立即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并指出其先人乃辽东世代官宦人家与清朝结有深仇大恨，劝他应幡然悔悟，进行策反。

永历十三年（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张煌言与郑成功以数万水军会师北上，入长江，攻瓜州，克镇江。清兵望风披靡。

张煌言继续率军湖长江而上，七月至芜湖，传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共占取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之地。清淮安清督亢得时因出援镇江兵败，投水而死，“自巡抚而下，仓皇欲走，东南大覆”。

抗清斗争取得辉煌胜利。可是，这月下旬郑成功因南京城下一战失利，大军溃逃入海，结果功败垂成。张煌言军被截断退路，所收州郡，顷刻之间尽失。而队伍星散。

他只身通入英山，最后历经险阻回到闽海。但志气不减，仍然坚持抗清斗争。

这年，全国的抗清事业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永历帝自上年末昆明失守，仓皇逃入了缅甸，大势已不可收拾。他在出逃之时，已预感祖宗事业处在危险之中。于出逃之际，特发手敕，仍令鲁王朱以海监国。

敕令传至闽海后，郑成功坚决反对，同时下令将朱以海由南澳迁于澎湖岛居住，以在其更有效的控制之下。

已无任何抗拒能力的朱以海只有任其摆布。

两年之后，即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永历帝已经入缅甸，国内无主的消息传至闽海，这时在朱以海周围的诸臣，“拟监国即真，以延明运”，主张朱以海登帝位，接续明朝正统，以号召天下。

并把这个主张透露给张煌言。煌言闻讯，连续向鲁王朱以海“三上笺”，希望他“无以虚名为的，养晦待时”。并尖锐指出“海滨孤子，无所为汉官威仪者矣”。

这是告诉他认识到现已缺乏称帝的基础，不要树立让人攻击的目标，要耐心等待时机。张煌言的意见是正确的。朱以海当然也不敢冒然行动。此事便作罢。与此同时，郑成功又迁朱以海至金门居住。

这样，朱以海接近群臣机会便多了起来。

9、最后的日子

不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郑成功于这年年底收复台湾后，于第二年（1662)五月病逝。

这时又传来了永历帝于昆明被吴三桂所杀的消息。

张煌言遂于七、八两月又连续上启朱以海，指出“国难已极，天命宜还”。“中华正统，岂可久虚”？希望他“早定大计，以存正统，以图中兴”。

称帝之时机已到，要“速正大号，使天下晓然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国自有正朔”。

朱以海接启后，立即复出，表示了多年来卧薪尝胆之表志，未尝稍懈，但仍须养晦待时，而不能称帝。于是煌言又连上两启。恳切期望朱以海“潜算雄图”，早做决心，“以维系人心，以嗣续正统”。

张煌言的态度十分诚恳，但饱经患难的鲁王朱以海对形势也自有衡量。

他真正冷静地分析了各种条件，感觉到莫说称帝正大位，即使再行监国也不具条件。尽管他抗清复国、中兴明朝之信念始终未泯。他仍是拒绝了张煌言之建议。

十一月十三日（1662年12月23日)，鲁王朱以海以“哮疾”，“中痰”病逝于金门，终年54岁。

张煌言万分悲痛，他哭泣着说：

“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这是真情的表白。

朱以海百折不挠历久弥坚的恢复故国的抗清之志是张煌言坚持斗争的精神支柱。朱以海的逝世最后使他失去了中兴的希望。

他不再继续抗清的努力，于是解散军队，自己则隐居山中。二年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七月壮烈就义于杭州、完成了忠于明朝、忠于鲁王的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