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为何受封齐国，建都营丘

先齐古史，即姜齐建国以前的齐地历史，迄今还是迷茫一片。

也因此故，有关薄姑氏之源流亦混沌不清。现存唯一有线索可寻的材料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见《晏子春秋·外篇上》）所记晏子的一段话：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又）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此语虽简而极清晰，想来应有相当的可信性，但所说几个古部族都不易考求。

杜注说爽鸠氏是“少昊氏之司寇”，季萴是“虞、夏诸侯，代爽鸠氏者”，逢伯陵是“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是“殷周之间代逢公者”。

孔疏于“季萴”注下云：

“此相传说也。以逢伯是殷之诸侯，此在逢伯之前，故以为虞、夏时也。爽鸠在少皞之世，至虞、夏历代多矣，未必其间更无他姓。据晏子之言，云代爽鸠氏。”

这是说逢伯陵为商代诸侯、蒲姑氏在殷周之间皆有史可征，过此以往则不过传说而已，无人能考其实。此亦言之成理。

1、薄姑氏灭国

《汉书·地理志下》“齐地”条同样是引译《左传》，而又尽量把诸部族的时代具体化，大约亦有后起的传说依据，且为杜注所本。

其文云：

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

薄姑氏之灭国，又见于1924年出土于陕西凤翔的周初铜器《璺方鼎》铭文：

隹（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伯、尃古咸□。公归，□于周庙。戊辰，酓（饮）秦酓，公赏璺贝百朋，用作尊鼎。

文中的“尃古”，古史专家都认为即薄姑，此无疑义。唯丰国地望不详，或谓在今青州、临朐境内，或谓在今曲阜西南或徐州附近，均无确据。

谭戒甫先生以为“丰”、“逢”声音相同，丰伯即商代逢公。

纵观齐地历史，这里在远上古曾是东夷少昊集团爽鸠氏的居地盖无可疑，晏子所云，正可为爽鸠氏后裔长期滞留山东半岛提供一证。

爽鸠氏为“五鸠”部族之一，其代表人物当即传说中的蚩尤。当指夏代斟氏方国（或其开国君主），斟、萴古音可以通转，或者“萴”、“崱”乃“斟”字传写之讹。

“五帝”时代之末，斟氏东移齐地，夷夏交争之际为夏后氏所倚重。大约自少康“复国”之后，斟氏即为齐地侯国，终有夏一代，始终是夏王朝在山东半岛地区的统治中心，故季萴氏非斟氏莫属。

青州苏埠屯出土的商代铜器有“亚丑”族徽，可能即斟氏后裔的遗物，斟、丑亦一音之转。

甲骨文中有一条残辞：“辛卯，王…小臣丑…其亡圉…于东对。王占曰：吉。”

“东对”即“东封”，可证直到商代后期，斟氏后裔仍曾担任王朝委任的“小臣”之职，并在东方的封国做事。

2、关龙逢事迹背后

逢伯陵，《汉书·地理志》属之汤时，当是夏末著名人物关龙逢的族裔。

关龙逢的传说事迹颇多，如《韩诗外传》卷四载：

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关龙逢被后世塑为诤臣的形象，其事必有所出，故《庄子·人间世》亦谓“昔者桀杀关龙逢”。其实这关龙逢未必是人名，当只是关龙族的分支逢氏首领的代称。

关龙族即神话中的豢龙氏（关、豢古字通），是个有名的驯龙（养蛇）族，源出祝融八姓之一的董氏。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段关于汉朝刘氏来源的记载，如果剥去它的神话包装，可说已把豢龙、御龙二氏的历史脉络表述得相当清楚。

帝舜时，源出祝融部的董氏以擅长养蛇为世业，并团聚了不少养蛇族（“龙多归之”），因有功而被封到鬷川，称豢龙氏。至夏末，孔甲荒淫，豢龙氏拒绝进贡与服事。

时有陶唐氏后人刘累，曾学养蛇技术于豢龙氏，乃进事孔甲，能得孔甲欢心，于是孔甲以其取代豕韦氏后裔，而赐号为御龙氏。然御龙氏亦不能满足夏后氏的苛求，遂惧而逃迁于今河南鲁山县一带，后来成为晋国的属族（范氏）。

有学者考证豢龙氏、豕韦氏的居地原都在今山西南部翼城新绛、闻喜一带，这不能说没有根据，因为祝融部西迁后，它的所属部族完全有可能散居晋南（或是在其部扩大后吸收了一些原居晋南的部族）。

但就《左传》的记载而论，豢龙氏、豕韦氏至迟到夏代后期，已主要活动在今鲁西豫东。

豢龙氏所封的鬷川当即三鬷之地，在今鲁西定陶一带，原是东夷的心腹地区，故其后裔称鬷夷氏。

豕韦氏，夏商之际又单称韦，即商汤灭夏时所伐之韦国，《通志·都邑略》谓其地在今豫东北滑县。

豕韦彭姓，亦源出祝融部，是豢龙氏的近亲氏族。相传滑县古韦城内亦有豢龙井，可见它原来也是一个养蛇族，且亦有“豢龙”之号，或者它其时已被视为豢龙族的一支。

蔡墨所称孔甲时的豢龙氏当是实指豕韦氏，故谓之为刘累所取代。

由这些线索推断，夏末部族矛盾激化，豢龙氏被夏桀所镇压，其首领亦被杀，此当即关龙逢故事之所出。

商汤灭商时，三鬷大概归服了商汤（史称汤“灭三鬷”）。汤对关龙逢之族给以优礼，遂封之于后来薄姑氏之地为诸侯，取代了原斟氏侯国的地位，从此成为商王朝在东方的依靠势力之一，此当即逢氏兴起之始。

实则董氏、斟氏本为同一部落的两个胞族，逢氏分封于斟氏旧地，亦合于早期分封制的一般规律。

“逢伯陵”之名可能是由“关龙逢”转化来的：逢为祖名，因以为氏；陵即龙，一音之转“逢”又作“逢”，金文作“夆”，皆为通用字。

逢氏虽源出夷夏亲合的祝融部，但它大约很早就已加入了西夏集群，并与姜姓集团通婚，故从母系而为姜姓（由其龙图腾推断原亦应是西部地区的氏族）。

《山海经·海内经》有“炎帝之孙伯陵”；《国语·周语下》亦载周人谈到一个星座时说：

“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冯（凭）神也。”

韦昭注：“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后，大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

这注解不太明确，实际逢伯陵是商代逢国的开国君主，逢公为其后人，商末继位。

这位逢氏侯国的继嗣君主，被说成是周太王妃太姜之侄，显然其族已从母系成为姜姓集团的一支了。

《左传》昭公十年载有郑大夫裨竈观天象之言，称往时逢公以妖星出于婺女座而死，大概即指这位逢公，而其人当是实死于商末大规模征东夷而逢氏灭国之时。

3、逢国与齐国

神话所传学射于羿、后来终于杀羿的逢蒙，疑即寒浞的本称，也是豢龙氏的一支。

《左传》襄公四年称之为“伯明氏之谗子弟”，这个“伯明氏”大约可以转译为“伯龙氏”，实指关龙逢的侯伯身份和地位。“明”亦“龙”字之音转，正如逢伯陵之名亦承豢龙氏而来，也许“逢蒙”亦只是“龙”或“明”字之缓读。

说说寒浞为“伯明氏之谗子弟”，犹如传说所称颛顼、帝喾之“不才子”之类，正表明逢蒙氏为豢龙氏之支族。

这一支族大约在“五帝”时代夏后氏东渐之时，初随逢氏主支迁居豫东鲁西，继又迁居今鲁北潍淄流域，当时尚依附于同时东迁的斟氏。

及有穷氏崛起之时，它先是支持后羿部夺取“夏政”，进而又杀羿而自取之，夏后氏费了多年之力才把它镇压下去。

关龙逢氏族世居豫东鲁西，逢蒙氏族则居鲁北，故商初逢伯陵被封于逢蒙氏旧地。

春秋战国时，商丘、开封一带尚有古泽薮名逢泽，当亦是夏商时逢氏散居之地，可见三殷兼跨豫东鲁西；同时鲁北又有齐邑逢陵，相传为逢氏后裔逢丑父的封邑。

《齐乘》卷一载：“按《路史》：

逢伯陵，姜姓，炎帝后，太姜所出。始封于逢，在开封逢泽，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

又卷四载：“逢陵城，般阳府（治今淄川）东北四十里。逢伯陵，商之诸侯，封于齐，薄姑氏代之，太公又代之。逢蒙、逢丑父皆其后。或曰：此即丑父之邑也。”

又现今黄河北岸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出土一批铜器，其中带“夆”字（逢之初文）铭文者多至10件，这里无疑也曾是逢氏后裔的居地。

此外，《汉书·地理志上》载临朐有逄山祠，《郊祀志下》又有“祠蓬（逢）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文。

其祠在临朐城西10里，俗称逢公祠，为北镇沂山诸祠之一，所在之山亦因名逢山。

《齐乘》卷一载“山旧有石鼓，或击而有声则齐乱，今不存矣”，亦可见东夷石社之俗流传久远。

这些都可证商代逢国的存在绝无可疑，并且很可能在薄姑氏之前曾一度国名齐，故卜辞已见到称为“齐”的地名。

4、姜太公身世之谜

关于姜太公的身世，历来搞不清楚，我们以为他就是商代逢氏贵族的后裔。因逢氏久居东方，早已夷化，加上太公初事殷纣王，后避居滨海之地，因此载籍称其为“东夷之士”。

太公姜姓，承逢氏族姓；氏族称吕，因其祖上封地；名望、字尚，则皆与“逢”字音通，太公望实可称为太公逢。

若说在太公封齐以前，山东地区已存在一个强大的姜姓集团，那么这个集团只能是逢氏。

商王朝晚期大规模征伐东夷，灭逢氏侯国。太公奔周，辅佐文王、武王灭商，后被封于齐地，仍继故逢国之绝世，确可称是“顺风人情”。

商末弃商奔周的重要人物不止太公一人，如《史记·周本纪》所记辛甲大夫，周初也位至公卿。

其人以日名为称，盖甲为母名，辛为父名，合称辛甲，当是纣王之侄辈（纣王亦名辛）。

传说周西伯（文王）遇吕尚于渭阳，谓“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云云，率不可据，“太公”之号亦只为齐人的尊称。

5、“亳”的缘起

薄姑氏是商末逢氏灭国后代起的诸侯。其族姓无从查考，或曰为嬴姓，无根据。

我们以为它就是子姓宗族，是商王室在打败东夷势力之后，为监视“九夷”而建立的直系封国的贵族。

史书不着其姓，也因它本为子姓，西周时还人所共知。商末征伐“九夷”及薄姑氏之分封，自会把商王朝的典章文物带入东土，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考古学所见的商文化大抵在中商以前尚不逾泰山而东，至于晚商却大显于潍淄流域。

“薄姑”之名，王献唐先生以为出于散处山东地区的炎族后裔番、圭二族，二族“先后同处一地，因合族名，并呼其地为番圭，纽转易字为薄姑”。

李白凤先生则辗转推考，以为薄姑即熊盈，乃是商周嬴姓氏族的一部，其名由所居地薄丘而来。还有人认为薄姑氏就是箙弓氏，是齐地土著的尚箭部族。

又有人说薄姑由崇拜布谷鸟图腾而得名。这几种说法都难依据。

陈梦家先生曾推测：

“古薄、亳通用，薄姑氏与商人之以亳名其邑与社，或有关系。”

这一推测很有眼光。实际上，薄姑即亳姑，又作蒲姑、薄吾、番吾等，本由商人宗邑的亳社之名转来，并无诸多曲折。

现存《尚书·蔡仲之命》附亡书序：

“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

又同书《周官》附亡书序：

“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

商人宗社（或祖庙）率称为“亳”，其字本象高台建筑之形，指社坛，与“京”、“亭”等字形近，又引申为“都”、“居”、“宅”等义，诸字在古音上都可通转。

《礼记·郊特牲》“薄社北牖”，郑注：“薄社，殷之社。…薄本又作亳。”

《左传》哀公四年经文“毫社灾”，《公羊传》作“蒲社灾”。

此类例子，典籍所见极多。简言之，古人建都、建邑必建庙建社，而庙社代表家、代表国，所以商人所称的“毫”亦犹后世所称的“都”。

商人不常厥邑，“亳”都随地而建，故后世载籍所见名“亳”之地特多；其余带“薄”、“蒲”、“蕃”、“番”、“博”等字的古地名，大抵皆因商人宗社或曰都邑所在地而起，这些字都不过是“亳”字一音之转。

6、齐都如何从“营丘”迁往“临淄”？

周初齐国建都的营丘之地，学者讨论亦多。

过去多谓营丘在临淄，或又谓在昌乐等地。

张立志先生曾遍考古籍，认定“齐为古国，由来已久，营丘在临淄无疑矣，今昌乐之营丘集，决非太公初封之营丘”。

然《史记·齐太公世家》记齐国之徙都，又分明指营丘、薄姑、临淄为三地。

其文云：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这记载很清楚：

齐国原以营丘为都城，至哀公被周王烹杀，其弟胡公得立，乃徙都于薄姑故城；哀公少弟（献公）不平，率营丘人攻杀胡公自立，遂又从薄姑故城迁治临淄而立新都。

这里暂且撇开诸城的具体地望不谈，仅从先齐古史来看，我们以为周初营丘应即原逢氏侯国的都城，齐太公初建国，决然当以此城为都。

西周中叶齐胡公由营丘徙都薄姑故城，时间很短，估计薄姑故城原是他的封地；随后献公于临淄建新都，大概也因为他的封地原在临淄。

从此齐国以临淄为国都，再无迁徙之举。现在齐临淄故城的发掘，对其始建年代最早也只能上溯到西周后期，与上述史实相符。

这样来看，周初营丘故城当即今淄川西南的原逢氏故城，薄姑故城则定当在今博兴县境，临淄则即今地附近。

不过都城虽迁徙，营丘之名是有可能被沿用下来的；就是说，都址变动后，仍有可能称营丘，只不过营丘为国都的代称，而与国都所在的具体地名并行而分称。

《水经注》卷二六《淄水》载：

“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

郦道元曾久居临淄，他的实地调查和丈量是决不会错的：但他不知道其地虽称临淄，当时建都、立社后，俗间仍然会因城内的高台建筑而习称国都为营丘。

后人考求营丘故址，分歧百出，恐怕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营丘又称营陵、缘陵、缘丘，营、缘一音之转，陵又即丘，三名都不过是营丘之变称。

夏、商时的斟氏和逢氏都城可能都曾有变动，而营丘既为国都的通称，则昌乐一带也有以“营丘”为名之地就并不奇怪。

欲从考古上探寻营丘旧址的确切地点，当着眼于当地诸侯国都的迁移，未可拘泥于营丘之名。

目前略可考知的营丘、薄姑、临淄诸故城，大体在考古所见的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龙山城一线的南北，可见这一带在上古时代一直是潍淄流域的发达文化区。